2019年9月,国务院政策保障方面提出“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力度,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督查”等规定加强了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规范;2020年3月,一部具有全国性指导力的管理办法《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中对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购买内容和目录、购买活动的实施、合同及履行、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五个方面都有详细而又明确的规定。地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公共服务提供制度安排的重要选择,是国家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2013）中对绩效管理作出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年度编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预算和选择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2014）指出“大力推进购买服务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将预算绩效管理理念贯穿于购买服务预算管理全过程,强调结果导向,加强成本效益分析,加强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使得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力也在逐年提升。我国地方政府相对较晚才开始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对于如何进行绩效评价及如何将其更好的运用到实践中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梳理了国内外地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现状,其中系统地分析了地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规范性文件、运作机制好实际运作;遵循“4E”理论。明确评价目标、对象、主体、内容、评价指标、方法、标准。通过前期文献积累整理出经验性的预选指标,运用德尔菲法进行指标筛选和确定,再结合层次分析法对指标的权重进行确定,最后运用模糊综合分析进行实证。并得出结论:1.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就是指,政府通过各种资助和或招标方式来找寻优质的社会组织,双方签订合同,并根据服务质量、服务效果支付资金。国外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有着显著的制度化特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环境形成较早,有很多细节性规定,制度完备且约束性较强。购买方式主要分为合同外包和公私合作两种,在过程监督的方式选择合同形式,且在实施时注重服务购买监督与绩效评价机制的衔接。从各个国家来看,国外政府都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视。通过总结国外政府公共体育服务合同外包发展的经验,发现国外政府的优势在于其社会环境形成较早,已形成了竞争供给、全过程管理、和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价等机制。2.我国在实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时,缺失全国性的统一管理办法。对购买过程执行,购买绩效评价方面缺少具体的标准,相对于中央政府颁布的政策,省市级政府只跟进了部分内容,很多规定没有贯彻实施,竞争性购买方式的使用较少,市场竞争不完全。购买项目实施流程不规范,项目结束后,只有验收,没有考核。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时,对各参与主体的确定和公开较为完善,但购买模式选择性较差。社会组织环境不健全,使得政府在购买前期缺乏选择,缺少良好的竞争环境,垄断供给的性质较强。承接组织在项目信息公开度上较低,且对立项-执行-绩效三阶段监督较为缺乏。各地在进行项目绩效评价时,只是针对某一项购买服务的内容自行设计评价指标。缺乏对服务购买者:政府的评价。3.指标体系从权重分配上看基本反映了现实情况。购买主体（地方政府）为权重占比最小的一级指标,主要是涵盖了购买社会环境和前期准备等工作;服务对象是占比最大的一级指标,达到了购买主体的2.6倍。二级指标中,权重占比最大的是满意度,达到该层次占比最小指标的约10.5倍;三级指标中,权重占比最大的指标是;对服务效果的满意度,其次是对政府项目管理工作的满意度,第三为对服务方式的满意度,可以看出,前三名均为满意度层面,排名第四,第五,第六的指标是:项目服务成效达标率、实际服务人数占比和地方政府部门对服务工作的认可度,这些指标其实都反映的是服务的效果,即效果更能反映绩效水平。4.在基于2018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中,苏州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整体绩效为优秀,相对优势在于公共体育服务项目涉猎广泛,常州市和南京市整体绩效为良好。常州市的相对优势在于社会组织发展较为成熟,承办项目的能力较强,南京市的相对优势在于政府完善的监管机制。三个地区的综合实力都处于较高水平,可供其他正在推进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地区提供一些发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