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主义含括内容极为广泛,不仅是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流派,也是当前中国文论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南希·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是美国著名的后人类主义学者与后现代文学批评家,其理论研究涉猎甚广且特色突出,在后人类主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她的后人类主义研究以信息科学、控制论等科学理论为出发点,以具体的文学文本为基础,涉及认知、身体、媒介与文学诸多领域,形成了具有跨学科特色的后人类主义思想,对后人类主义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本论文以海尔斯的后人类主义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所重点关注的认知转换、身体界线及文学文本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和阐释,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通过“在场/缺席”与“模式/随机”之间的转化和联系来描摹海尔斯理论话语中的后人类。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冲击着物质世界长久以来固有的时空关系,物质与信息的分离间接引发了信息时代的物质性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在场/缺席”的阐释失效,同时呼唤着认知模式向“模式/随机”转换,二者共同构成理解后人类的理论话语。在此,海尔斯分析了不同时期的媒介技术形态,指出电子媒介依靠符号编码而非物质实体来传播信息,极大地影响了人类思维模式、生活习惯、交往方式的养成。从广义上讲,电子媒介实际上代表智能机器,预示着人类与智能机器间的深度融合。它将“模式/随机”推向历史前台,指向的是后人类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场/缺席”完全失去了解释效力,符号学矩阵中两组辩证逻辑的运动变形及其所对应的文学文本再次揭示了人机关系的种种可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后人类威胁论。第二章结合控制论的三次主题性发展,在科学视域中考察海尔斯对人类与后人类身体界线的理论阐释。第一波控制论以动态平衡为核心,控制论者将这种理念延伸至机械机器甚至人类机体之中,从而将信息概念化为独立于携带它的物质形式的实体,信息与意义的分离表征着人类身体被建构为信息身体。第二波控制论以反身性为核心,使得观察者与系统之间的边界进一步破裂。由此,反馈回路可以在主体内部及主体与环境之间流动,加速了信息模式对物质对象的渗透与贯穿,信息身体被建构为虚拟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线进一步被模糊和泛化,亟需明晰人机关系的发展方向。其后,在第三波控制论下,海尔斯指出人类身体从肉体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寻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人类与智能机器的高度融合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为后人类。这些变化在反叛传统的人机二元对立思维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类新生的契机,勾勒了一幅人类与其他可能的生命形式并存的后人类图景。第三章主要论及技术的介入对于文学文本产生的巨大影响,关注后人类时代的科技与文学之间的有效互动。排版制作的书籍与电脑程序生成的书籍所涉及的技术程序不同,不同的文本生产技术暗示着不同的表意模型与消费模式,消费模式的转换则会引发新的具身经验,而新的具身经验与表现的代码彼此互动将会产生新的文本世界。更进一步,文学作品编码在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上,后人类依赖于具身的生命体验,书籍和身体之间的相似二重性充分说明了物质性不容忽视。从同一文本的不同表现形式的对比来看,物质特征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影响着文本的意义。印刷文本以电子环境无法复制的方式呈现其信息,而电子文本的灵活性、不可替代、可嵌入性又使得信息容易遭受外界操作的影响。只有关注语言、媒介和数字代码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理解印刷文本在被转换为电子文本时所经历的全部转变。最后,本章以《书写机器》的视觉设计为展示对象,将文本的化身与读者/用户的具身联系起来,说明人类与后人类受技术、文化等不同外在形态的影响,呈现出历史性的特定结构。文章结语部分指出,海尔斯的理论思考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后人类的方式,冲击了人机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为我们描绘出一个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长期共存、共建生活秩序的美好愿景。她的后人类主义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还提醒着我们时刻反观科技发展,关注人类与众生万物的关系,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