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中华民族传统幽默志,它历史渊源已久,是我们宝贵的民间民俗文化财富,在“十七年”(1949—1966年)间,它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而变革。在整体趋势上,经历了从“旧”到“新”,由“讽刺”走向“歌颂”,又逐渐恢复“讽刺”传统的历史变化;在文本内容上,“文艺工作者”们通过“相声改良运动”由内而外的“去除糟粕,取其精华”,即去除传统糟粕,改编创作新社会新文本,保留并发展传统文艺曲艺精华,开创新型相声类别,完成相声在新社会的大转折,带着新的生命,面向新的主体——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通过对“十七年”间相声文本的变迁研究,可以发现,文本变迁与政治经济之间存在复杂的“吸纳”与“排异”过程:在解放初期,因落后而濒临灭绝的相声在老舍等学者的帮助下积极“改进”,主动吸纳社会语言,获得新生命、新地位,并在“双百”期间达到繁荣,大批“讽刺型”相声面世;然而“反右”斗争下,“讽刺型”相声被过度曲解,遭到批判;随后,在这样的时局下,相声另一支派,即“歌颂型”相声出世,其迅速调整方向,响应“走进工农兵”号召,以相声的另一形式茁壮发展,许多曲艺工作者凭借高超的文本创作、人物塑造技巧,创作出大量优秀文本。当然,时局局限下,“歌颂型”相声并没有继承“讽刺型”相声的启蒙功用,而是侧重政治功用,这导致其因启蒙性不强,长久以来为人逅病,但我们不能因此对这类相声“一刀切”,在辩证批判法指导下,我们看到,“歌颂型”相声文本存在下基层了解生活后的“真实性”,以及平衡政治话语的高超“包袱”构建机制等优点,“讽刺”与“歌颂”也绝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本文尝试援引意识形态相关理论,通过对“十七年”整体视域下相声文本的变迁梳理,反思当下相声文本创作,意图为相声发展进程指明方向,帮助相声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