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鼎革,社会巨变,这给汉族学者尤其是明遗民带来巨大的心灵震动,他们纷纷开始反思宋明理学之流弊,清代学术就诞生在这个明清易代,异质满汉文化剧烈冲突的历史背景下。王国维曾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一语高度概括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清初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乾嘉时期朴学趋于鼎盛,考据学风弥漫风六十余年,到了晚清今文经学再次居于主流地位。而三百年过去了,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再次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一代学人仍心怀热忱,思以学术救国,“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有关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探究因此靡然而兴。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是中国学术史研究领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观点层出,硕果丰富,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学术在20世纪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境地。作为中华学术穴结时代的清代学术骤成聚焦所在,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望风响应,成一时之盛。作为二十世纪用新思想与新方法研究清学史第一人,章太炎以《訄书·清儒》篇着其先鞭,对清代学术做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他首提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是由于清廷文字狱的“政治高压”说,最早提出吴、皖分帜说,这些观点对近代清学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学人研究清学史大都沿用此说,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创新。刘师培的研究稍后于章太炎,对章氏的观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山川异域的角度讨论考据学分为吴、皖两派的原因,总结清儒治学的不同特点,对清代学术进行分期解说等填补了章氏研究的缺漏,进一步引发后人的思考。继两人之后对清学史研究成就最大的学者是梁启超,《近世之学术》一文是他治清学史的滥觞,《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是被奉为圭臬,梁启超将中国传统学术形态按其特征依次划分为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考据学六个阶段,以“复古解放”为主线完成了他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诠释,提出“理学反动”说替代“政治高压”说,指出清学的实质是以“复古”为帜志,以“解放”为手段的“反动”发展。梁启超的研究是对清学史研究的一大突破,为清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完善了章、刘的观点,较之章刘的学说更为客观公正。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清学史研究中,钱穆的研究是最晚出现的,但是后来居上,将清学史推入更为高深的境地。考察钱穆清学史研究的学思历程,不难发现隐然有一“对手方”横亘心间,此“对手方”主要以梁启超为靶向,职是之故,钱穆的清学史论述每每针对梁启超的观点而发,论及清初学术时,他不认同梁启超将顾炎武作为清学唯一开山之说,指出黄宗羲亦有开新学风之功;他反对吴、皖分帜学说,将考察的重心放在吴派对皖派的影响上;提出“每转益进”说:“益学术之时,每转而益进,穷途而必变”,这与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为完全不同的两个认知方向。本文拟从此一面向入手,将钱穆的学术至于二十世纪的学术大背景下,研究钱穆是如何以“对手方”为标的建构起自身学术体系,成就自身学术生命史的,亦可借此文一窥二十世纪前半叶清学史研究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