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对《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的比较分析,来考察汉宋之际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一)篇目选择和体例确定:王逸以“讽谏”为选篇标准,采用注经之“章句”体加以改进而注楚辞;洪兴祖独创“补注”一体详细补正王注;朱熹以情感内涵、义理阐发和艺术形式为取舍原则,增加《辩证》以助于纵议得失,分节注释以显示层次。(二)具体的文本注释:在异本标校、语音训释、词语解释、方言注释和文献征引几个环节中,王逸体现出重视名物训诂、释义倾向于具体的特点;洪兴祖表现出征引务求详博、训诂不厌繁琐的倾向;朱熹则以发挥大义为目的,注文简洁明了。(三)对屈原思想的阐发:王逸以经学为原则,把屈原塑造成忠义贤臣的完美形象;洪兴祖受时代精神感发,强调屈原的忠君和节操,又引入了爱国的评价标准;朱熹从理学要义出发,既以强化忠君、淡化怨愤抹杀了屈原的抗争精神和人格独立,又以其对忠君爱国的褒扬将屈原的品格评价上升到儒道允许的最大高度。(四)对楚辞艺术的观照:王逸意识到了楚辞的艺术手法运用,但却以现实为指向,对楚辞的比兴手法和神话素材都作了具体化的解读,合理、牵强兼而有之;洪兴祖对神话素材有较大的兴趣,对某些艺术手法有一定认识;朱熹对比兴等艺术手法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分析,显示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敏感和功底,而对神话内容的指责排斥又表现出理学家的固执和迂腐。(五)各自的注释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王逸在汉代经学思潮泛滥的环境中,树立了依托经义的阐释理念,由此形成索求现实的解读倾向和朴素踏实的注释作风;洪兴祖在宋代高涨的文化气氛和危难时局的激发下,形成文本注释时客观详实和思想评价时慷慨激昂的双重特点;朱熹集理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使其在注释中既遵循理学价值标准阐发义理,又能够从文学角度切入,揭示出楚辞的文学特征。最后,由以上分析概括出《章句》、《补注》和《集注》所体现出来的汉宋楚辞学研究发生的转变: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