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她的作品都有着无限的丰富性,这是许多研究者乐此不疲地加以阐释的前提。本文也是基于这种丰富性之上,不过更侧重在作者经历对作品面貌的影响方面,具体来说就是丁玲四岁丧父这一人生的重大不幸对她在1927年到1948年间创作的作品中的“父亲形象”的影响。丁玲以叛逆的姿态登上文坛,可在作品中却和父亲达成了妥协,她塑造了许多温情的父亲,尤其是一个个没落的地主父亲形象,这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作家笔下的专制强横的父亲面目。这一矛盾现象是本论文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本论文立足于具体作品分析,并试图结合心理学有关知识加以分析,力图建立起作家和作品之间的隐形桥梁。全文分为三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丁玲和她的“血缘父亲”的联系。丁玲的父亲是清末的一名秀才,从小体弱多病,脆弱敏感,但性情潇洒,心地善良。父亲敏感潇洒的性格在丁玲身上得到了延续,并影响着她笔下略显神经质倾向的莎菲等形象的塑造。面对父亲的早亡,丁玲在作品中展开了对他的理想化回忆,父亲的善良、聪慧和很高的欣赏趣味等优点在丁玲笔下充分展现出来。第二章主要论述幼年丧父给丁玲造成的精神创伤。幼年丧父是一种沉重的人生打击,这对丁玲的人生产生了长久影响,一方面使她从一个富裕之家的小姐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寄人篱下者,开始艰辛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份经历又给她造成了深刻的精神创伤,这表现在:“父亲的死”成为她几十年不能忘记的恐惧印象;寄人篱下作为一种深刻的不幸,为丁玲脆弱敏感性格的形成埋下伏笔;缺乏完整家庭的关爱使她体验了丰富的孤独。这种敏感孤独的心理体验影响到了她的作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父亲和他的死作为隐秘原因形成的她早期小说中阴盛阳衰的故事结构模式;作品中流露出倾诉的欲望和渴望被理解的急切;以追求男性和拒绝回家作为反抗孤独的方式在小说中的呈现。第三章主要写丁玲小说中变迁着的“父亲形象”。幼年丧父的缺憾激发了丁玲的创作欲望,她通过对早亡父亲的理想化回忆来填补心灵漏洞,又在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不断变迁着的“父亲形象”。这些“父亲形象”包括失意的“血缘父亲”,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没落的地主阶级父亲,不过他身上没有地主阶级的专制霸道,相反他是弱势力量的表现者;这些“父亲形象”还包括处于“血缘父亲”向“革命父亲”转变过程中的刚毅果敢的“一群父亲”,当然也包括后来代表着革命权威的“革命父亲”,及至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现了“两个父亲”的纠缠,集中代表了丁玲所塑造的各类父亲形象,其中“革命父亲”的强势是显而易见的。从“无父”的事实到“造父”的行动,丁玲的“父亲形象”是对她陷于孤独困境的一种救赎,这和“五四”一代作家的整体弑父冲动形成一种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