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家思想的新儒学,其中以程颢、程颐及朱熹为代表的学派,被称为“程朱理学”。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人,在理学发展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朱熹对二程非常推崇。二程教化思想推广于官方、普及于民间,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有所创新,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儒的独特性。论文以“教化”思想为主线,研究二程对皇帝、官吏、庶民的分类分层教化,深入剖析二程的“教育”与“化成”方法的综合运用效果,挖掘二程教化思想的理论价值,以及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二程教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其哲学观。二程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天理”本体论,确立了理学的核心话题,论证君主专政思想的合理性、正确性。二程强调“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将天理落实到人伦修养等价值层面,突出内心的性命之道,完成从本体论到认识论、修养论的发展转变。二程的“知先行后”说,引发后世关于知行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实现思想的哲学突破。二程提出“二重人性论”,探讨人性的善恶以及如何变化气质,表明人有自我完善的可能性,更说明对人进行教化的必要性。二程教化思想主要内容体现在对皇帝、官吏、庶民的分类分层教化。二程以“天理”为核心,以“教化”为主线,提出了君道、臣道、民道的教化思想。皇帝要以“理”治国、官吏要以“理”忠君、庶民要以“理”抑欲。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封建社会长治久安,二程提出了以理义治国,强化君主权力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政治思想,担负起政治教化的使命和责任。北宋优礼士大夫,二程曾多次上书皇帝,规劝皇帝提升道德水准、实施王道治国,从而实现政治理想。规劝统治者不能依靠愚民政策维持封建统治,要在政治上重民、经济上养民的基础上,才能对庶民推行道德教化。二程突破传统的历史偏见,认识到人民的作用,从而提出了重民的思想,民是可明可顺可教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是一个较大的历史进步。二程强调通过淳厚的民风民俗,使外在的“三纲五伦”之礼,在教化中逐渐地内化为自觉的心理要求、本能服从,从而培养出具有理想性、责任感的道德人格。对于天理人欲的关系问题,二程明显地是以贵义、利为基本伦理倾向,强调应该通过主观的内省反思来抑制私欲。二程教化思想的具体实施是注重“教育”和“化成”方法的内外兼重、协调统一。二程重视教育,强调教育为治国之本,进行国家官方、民间学校、家庭蒙学等系统教育,实践教育公平,推行民间教化。二程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以伦理道德为其根本,探究义理之学,强调自我修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教育影响极大。北宋在中央设立太学,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有州县学和书院。二程创办书院式的民间教化组织,通过讲学活动,宣传德行教化,对于推进教化思想的社会化、民间化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广大民众受益。家庭教育中的家训、家风等都起着严格的教化作用,家规族法、乡约是更具民间色彩的儒学教化途径。“化”是内在的自我修养,通过礼乐感化、刑罚规化、自我内省等方式,养成道德品质,形成道德自律。二程推崇伦理教化思想,明确要求个体要按照礼乐的规范行事,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当然,在维持封建统治的过程中,二程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也不轻视刑罚,二者相互补充和兼顾。肯定法律的重要性,刑罚也是教化的一种方法。在长期教化实践中,二程不仅强调教育者的主导地位,而且极力倡导主体的个人修养和自觉约束,主张读书要思考,要通过经常性、诚敬地内心反省,实现敬畏自律。总之,二程教化思想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追求理想化的人格、走向民间的多样化教化途径,道德教化思想中与现代性、民族性相适应的教化功能,仍可以上升到理论的普遍原则高度,塑造民族成员共同的本质存在、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为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教化提供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积极发挥教化思想的正面引导作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构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自我教育的全员育人模式,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践行起引领方向、教化育人、治国理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