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就业问题在中国不仅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如何有效引导就业尤为迫切和重要。伴随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不断加深，产品生产打破了原有国家制造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制造”，贸易类型也由货物贸易转变为“任务贸易”。全新的精细化国际分工体系无疑能更好发挥出口贸易在拉动国内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鉴于我国存在大量加工贸易的特殊现象，准确考量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中间产品和服务往往多次进出一国关境，因此传统的贸易总量方法会高估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和利益，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贸易数据可以真实反映一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所获得的贸易利得，解决“重复计算”问题。近年来跨国/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成功编制，使得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成为可能，也为本文从增加值视角重新探讨中国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
　　传统关境统计法由于高估贸易利益进而导致企业出口引致的真实就业效应产生偏误。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测算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对我国企业增加值出口贸易和就业状况进行典型化事实描述，并且在理论阐述基础上，从增加值贸易视角重新实证检验中国企业出口的就业效应，并选取实际有效汇率做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后从出口目的国、产品类别、贸易模式对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效应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与传统关境统计方法下的贸易总量相比，企业DVAR提升对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大，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小，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比单纯扩张出口规模更为重要；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其DVAR对就业规模的提升最明显，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相对更大，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小；出口最终品的企业其DVAR带来就业规模的提升最大，而出口中间品的企业其DVAR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小；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加，出口该类产品的企业DVAR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变大，同时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变小；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企业DVAR带来的就业规模增长最多，混合贸易企业DVAR对就业结构的负面影响最大。可以看出，企业异质性除了生产率不同外，在增加值出口贸易及引致的就业量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行业层面，不同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所隐含的就业量与引致的就业量可能也不同，因此用增加值要素分解法测算劳动力要素含量并与引致的劳动力就业进行对比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