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作为经济发展基本要素之一的资本，其流动也日益呈现世界化的特点。资本外逃作为一种不正常的资本流动，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同时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使中国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我国，越演越烈的资本外逃不仅部分抵消了我国引入外资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经济的一大隐患。只有正确认识资本外逃的现状、成因和控制方法，才能保证在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中有效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正是由于资本外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一课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笔者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了基本的分析，包括资本外逃的定义，资本外逃的成因，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和现状，以及资本外逃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并结合前面的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全文的基本结构如下：本文的第一章是资本外逃概念。在本章里，首先介绍了六种国外关于资本外逃概念的学说，即避险与投机说、规避管制说、不对称风险说、资产组合说、国民效用说和违背社会契约说。然后，本文对资本外逃定义有关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辨析，提出自己的观点，将资本外逃定义为“未经批准的国内资本违规外流”。在第二章里，文章对资本外逃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对于资本外逃的一般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资产安全性、金融抑制、通货膨胀、资本管制、汇率高估、财政赤字、规避税收、债务危机、歧视性待遇、政治风险等因素。而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资本外逃的原因可以分为三大因素：体制因素、政策性因素以及风险因素。在体制因素里包括国有资产流失、存在金融抑制、金融监管机制和体系不健全三个原因；在政策性因素里，造成资本外逃的原因有内外资待遇的差别政策、外汇管制的影响、产权保护缺乏相应的政策安排；在风险因素里，汇率风险、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不对称风险”因素造成资本外逃。总的来看，我国资本外逃的是内外资待遇的差别对待、私人产权缺乏保障以及贪污、受贿等“黑钱”流出国外等原因为主。本文的第三章是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及规模分析。首先是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我们可以初步观察到我国自90年代以来有日趋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发生。接下来是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测算。首先，文章介绍了五种资本外逃测算的方法，分别是：国际收支误差与遗漏法、直接法、世界银行法、摩根公司法和克莱因法，并分别对五种方法进行了简单的比较。通过运用这五种方法，我们对中国1982年—2000年的资本外逃进行了测算。根据测算的结果，我们认为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按克莱因法计算总计为3609.05亿美元，同时我国资本外逃总体波动呈现这样的趋势：80年代初期，资本外逃并不明显，几乎在零附近徘徊，有些年份资本外逃还为负值。但进入90年代后资本外逃急剧扩大。有两个时期尤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时期是91年与92年，资本外逃上升了1倍左右；第二个时期是97年与98年这两年资本外逃<WP=5>数量猛增，但是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资本外逃数量有明显减缓的趋势。在本章的最后，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进行了论述，主要有贸易渠道、非贸易渠道、投资和融资渠道以及其他渠道。本文的最后一章是资本外逃的影响及政策建议。本章分析了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体来看主要是降低国家信用评价、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再分配、影响一国金融体系的中介作用等不利影响。对于我国来说，资本外逃的不利影响值的关注的主要是以下几点：资本外逃给我们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努力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增大维持国际收支可持续性平衡的难度；降低中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国内的通货紧缩趋势；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资本外逃造成大量税收流失；阻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等。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有效控制资本外逃，保证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这些建议是：继续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体制；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避免政策不对称性引起资本外逃；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加大打击腐败、经济犯罪等的力度；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确实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加强外汇监管力度，建立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体制；加强国际协调。本文在分析中国资本外逃这一问题中，注意了国外理论发展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充分运用了理论的有用部分，又不照搬理论，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运用定义、列举、比较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我国资本外逃的定义、成因和影响，对我国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测算，并提出了从根源上控制资本外逃的一些政策建议。但是由于笔者本身的局限性和这个问题的深广性，文章仍存在许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