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祭祀是以国家名义、由皇帝或政府官员主持的公共祭拜活动,这种祭拜活动既体现一定的宗教涵义,又昭示祭祀者政治、社会信念和价值的常经,同时又服务于国家共同体的现实目的。明代国家祭祀体系建立于洪武时期。该体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承袭唐、宋以来祭祀体系的基本传统,包含大、中、小数十种等级严格的仪式性祭祀活动。除日期固定的常规祭祀以外,朝廷遇有登极、册立、迎娶、之国、营造、出征、巡幸、视学以及天象异常和严重自然灾害等情况而举行的祭告天地、山川、宗庙、社稷、后土等仪式,也属国家祭祀范围。除皇帝亲自参加或派遣官员主祭的中央的祭祀活动之外,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下所举行的祭祀活动也属此范围。这一整套祭祀活动构成明朝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洪武时期以后,祭祀制度不时发生一些变动。最初的变动集中于佛、道以及杂神信仰阑入祭祀体系造成的祭祀精神变异和对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冲击,由此引发的士大夫的强烈抗争使得这种变异速度减缓。嘉靖时期,以“大礼议”为背景,世宗对祭祀制度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主要涉及为使世宗生父兴献王进入太庙而实行的庙制更革、孔子祭祀及陪祀规制的减杀,以及天地祭祀仪式的变更。从祭祀活动体现的文化内涵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改制并未造成明朝国家祭祀的基本属性和主导文化内涵的转变。隆庆初年,君臣对嘉靖时期的祭祀体系更改又做了有限度的调整,使其中某些方面回复嘉靖以前的局面。其后直到明末,祭祀制度少有变动。本文从整体上展现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制度规定、人员管理、仪式活动、组成要素、信仰的对象世界及其体现的现世功用,在此基础上,对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寓意进行分析。明朝的国家祭祀体系从制度角度说,是一个包含了礼部、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钦天监、内阁、翰林院等多个部门的管理体系。其中,礼部是祭祀制度的总理和决策建议机构,太常寺是祭祀活动的直接管理机构,工部、都察院、六科等则参加祭祀礼仪的协助、监督。祭祀作为一种重要的仪式活动,具有严格的程序规定,从正祭之前的准备活动:择日、斋戒、习仪、省牲器、告庙、有司陈设,到祭祀仪式当日举行的迎神、行礼、进俎、初献、亚献、终献等程序,都体现了祭祀仪式的象征意义。在精心安排的祭祀空间内,一系列陈设、器物被赋予神圣的象征意义,在祭祀仪式中充当重要角色。坛、庙的设置彰显祭祀活动的空间环境,形成了相对隔绝于外界的独立场域,烘托祭祀仪式的庄严肃穆。祭器与祭物作为对神的献礼构成人神沟通的媒介之一。祭祀仪式上所用的服装、乐舞从感官上营造祭祀仪式的神圣氛围,强化祭祀导向。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祝文,则直接表达祭祀者奉天地、飨鬼神、安民众、治邦国的多重目的及其神圣性。明代国家祭祀的对象是一个以“天”为核心,包括其他神、鬼、祖先、圣人、功臣等等的完整体系。抽象的“天”具有最高绝对权威,象征从自然到人间的终极秩序和最高权力,也是一切人间伦理关系的逻辑原点。“天”之下的诸神,各具职司,各有象征意义,因而各有具体的政治导向功用。祖先、圣人、功臣、英雄等祭祀对象,凸显了明人观念中对人事的充分关照。部分民间低级神鬼也被纳入祭祀体系中,反映的主要是以人驭鬼的意念。明朝国家祭祀的基本态度是敬谨而有节制,不失神道设教、修人事而敬鬼神的传统,这与狭义宗教对于超自然对象权威的盲目崇拜以及民间迷信活动往往流于狂滥巫术化的情形有深刻的差异。祭祀对象的层级结构折映现实社会的等级差异秩序。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一套关于国家治理的哲学和理念,因此,祭祀体系的设置从功用和目的的意义上来说,具有重人事的特点,反映在祭祀活动中,表现为鲜明的现世取向。天地、社稷、先农、先蚕祭祀直接体现对农业及民生的关注;宗庙祭祀体现了对孝悌观念的倡导和家国一体观念下对帝系传承的重视;岳镇海渎、山川河流之祀体现了四方之御的天下观;城隍、厉鬼祭祀体现现世权力对地方社会驾驭的权威;帝王、功臣之祭体现出对圣帝贤王统系的认同以及人臣功德楷模的树立;孔庙祭祀寓教于祀,以符号化的圣人道德教化士子、庶民;旗纛、马神祭祀则体现对军事活动的重视和捍卫邦国的意志。除了以上明显的制度化的祭祀寓意以外,每一种祭祀活动还被赋予不同的功用,展现出明人祭祀观念杂糅和包容的特点。明朝国家祭祀体系塑造了一个神圣的世界,并对其进行祈拜,故带有明显的宗教特征,但因祭祀体系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而儒家思想并非狭义的宗教,因此与纯粹的制度性宗教、原始宗教以及民间宗教的崇拜活动均有区别。因其具有宗教性而又与狭义宗教相区别,本文将明代国家祭祀界定为具有准宗教属性。具体要点在于:明朝国家祭祀活动以人事为中心,以民生为根本关注对象,体现一定的理性色彩;其礼仪色彩浓而巫术色彩淡;以国家共同体的福祉、秩序为中心,而非以个人、小群体利益为中心,具有高度的公共性;祭祀对象及其地位并非绝对不可更改,而由现实的人斟酌选择,故诉求的对象既是神,也是人本身;祭祀活动本身被当做合理治国意志的表达方式,指向仁政,而非简单地将人事交诸神意;祭祀的基本精神在于敬、节,而非单纯祈求,不用术数;祭祀之基本原则排斥佛、道之崇拜对象及不经杂神。明代的国家祭祀是在中国礼仪、祭祀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特征,这种继承性的核心是对于儒家国家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的温习和认同。国家祭祀体系与民间信仰和祭祀活动形成复杂关系,这是理解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明代国家祭祀既服务于现实皇权,也具有申明道统、限制皇权的作用。这些特性对理解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政治文化寓意都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