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既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又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这在文学领域体现得尤为直接和形象。本文拟以性别政治为切入点,通过张洁、李昂、张爱玲、池莉等女性作品,试图解析性别政治如何左右女性在情爱和婚姻中的价值选择、心理结构、思维习惯和未来命运。第一节无奈的婚姻选择在以体力为社会分工标准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女性逐渐被排除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外。在男人看来,“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随着注意的中心集中于男性及其活动,两性生理上的差异也逐渐转变为权力和文化上的差异,进而出现性别政治。男性在提供社会框架和利益方向的同时,控制女人的生存、安全、爱的归属等基本需求,体现在婚姻上,首先是女性婚姻选择标准的“规定性”。其一,女人的婚姻选择标准,都是被男权的家庭代表规定的,女性当事人均为缺场,女性在婚姻选择中被物化成男性的利益符号。如张洁《无字》中的墨荷、叶莲子,李昂《杀夫》中的林市,铁凝《玫瑰门》中的司猗文,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人的婚姻,都是按照父亲、叔叔、哥哥规定的标准进行选择的,她们均成了男权制婚姻中被物化的资产符号。其二,即使到了婚恋自由的当代,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女性婚姻选择的自由仍然是有限的,大多女性的婚恋标准仍然是被男权规定的。如池莉《水与火的缠绵》中曾茫茫在进行了一番左挑右选之后,最后终于因社会容不得她的婚恋再起波澜而归顺了社会价值认同；方方《水随天去》中的主人公天美,因为离了婚她就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忍受丈夫的无情无意。第二节婚姻心理的“异化”男权制“通过教育、文学和宗教这些手段的强化,使人们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有些女人因此而仇视自我,否定自我,接受了自己是二等公民的看法。”在这种社会文化浸泡下,女性的婚姻心理被异化。异化的结果之一,是“女性普遍的殖民化,即普遍屈从于男权制的压迫。”表现在婚姻关系中,就是女性的奴化心理。如《无字》中的墨荷、叶莲子理所当然地接受丈夫的为所欲为；方方《水随天去》中的天美,自愿帮助丈夫做伪证；《新结婚时代》、《双面胶》、《我们俩的婚姻》中的婆婆们主动帮助男人驯服自己的同类。异化的结果之二,是女性对男权力量的恐惧与渴望。在女人的生命中,苦源于男人,乐也源于男人。因为强大,男人让女人恐惧；因为强大,男人让女人渴望依赖,为此,女人“无论丈夫情感变异与否、是生离抑或死别,都将终生不渝地重视和坚持对他的爱。”如张洁《无字》中的叶莲子无论顾秋水对她如何凌辱和迫害,都不离不弃；无为,上刀山下火海必嫁胡秉宸,只为依靠男人打败男人；阿苏唯顾秋水是从,也同样出于对男权力量的恐惧与渴望。第三节婚姻现状的痛苦随着知识经济逐渐取代资本经济,女性的社会参与和主体自由逐渐增多,女性的内在欲望亦不断觉醒。体现在婚姻当中,女性不再一味逆来顺受,无尽忍耐。如陈染《私人生活》中的瞎婆婆、拗拗妈妈、禾寡妇,皮皮《渴望激情》中的王一、吴曼,王海瓯《中国式离婚》中的肖莉、林小枫、娟子,池莉《水与火的缠绵》中的曾茫茫,在遭遇丈夫背叛,男人霸权入侵后,都勇敢而坚决地选择了精神的平等和自由,意味着“把男性当做不落的太阳,当做公证的法官,当做全能的恩师,当做勇敢的保护神,当做真理的化身”的时代在她们这里一去不复返了。第四节期待中的婚姻前景上节提到的这些女性挑战现实和自我的果敢与清醒,在令人欣慰的同时又让人无法乐观。其一,女性对男人一以贯之的屈从,长期依附、奉献男人,甚至以这种奉献引以为骄傲和自豪已经沉积成一种习惯、一种心理结构,加之女性长期狭窄的家庭视野、琐碎的家务,禁锢了女性的心智,“解放”在主体上缺乏内在动力和能力,大多数女性仍然怀着“做奴隶而不得”的忧惧而反复于“坐稳了奴隶”的努力。如《渴望激情》中的王一,最终还是回归了丈夫和原来的家庭。其二,社会所提供给女性的参政权、就业权、话语权等很多仍然是表象的、有限的,在现代男权社会中,女性解放仍然缺少应有的社会空间。前文提到的王一、肖莉、林小枫、娟子、曾芒芒、禾寡妇,他们的丈夫无论是“身”出轨,“心”出轨,还是“身心”同时出轨,理由却是惊人的一致,即无论自己找婚外的哪个女人、多少女人,与家庭和妻子都不矛盾,甚至和妻子完全没有关系。女性的尊严根本就不存在于他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因此,作品中那些奋力一击的女性都只能死掉。如《渴望激情》中,率性果敢、无视世俗的小乔死了；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反常规书写“男为女用”的主人公黄苏子死了；林白的《致命的飞翔》中,以“性”为武器,进行反控制、反压抑的北诺和李莴死了。正所谓“没有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解放,人的精神解放就只能是海市蜃楼,就只能是美丽的幻影。”但是毕竟“女性的地位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最好尺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女性解放的主客观条件都向着越来越有力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并有信心期待女性婚姻的美好前景和未来社会的深度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