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民营企业凭借其机制灵活、产权明晰、投资高效等优越性,已然成为我国投资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主体。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也对民营企业投资产生了一定影响。国内民间投资增速自2011年起便呈现下滑态势。2015年开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明显加快,截至2019年,同比增速已下降到4.7%,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降至56.4%。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大因素是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过高的成本负担逐渐凸显、“税费”痛感愈发加重。社保缴费作为企业重要的成本支出,我国的企业社保征缴比例相比其他经济体明显偏高。数据显示我国企业社保缴费占盈利总额的49%,社保及公积金的费用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社保缴费负担过重已成为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化解社保缴费带给民营企业的成本负担、探究社保降费的政策涵义极具重要性和紧迫性。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更为关注社保缴费负担对就业、工资和企业生存层面的影响,而忽略了其对企业投资可能产生的作用。所以本文拟从民营企业投资的角度,研究社保降费的经济效应。本文首先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归纳梳理,总结出社保缴费负担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1999-2007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考察了社保缴费负担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并基于社保征收机构改革这一政策冲击,建立多期DID模型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然后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探讨社保缴费负担对不同类型民营企业投资的异质性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首次基于民营企业的视角,使用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该主题,一方面由于民营企业面临更加市场化的环境,其面对政策冲击所产生的反应更具有典型意义;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在企业社保投入、企业投资、融资约束等关键变量的调查上更为直接准确,且还对企业家个性特征展开调查,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在该主题的研究中,本文首次采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衡量样本期间政策冲击效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本文的相关结论如下:第一,社保缴费负担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投资规模,社保缴费负担每提升1%,民营企业投资平均减少了 0.07%左右。基于机构改革的视角来看,社保征收机构由社保经办机构改为税务部门,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实际缴费率并减少民营企业投资,改革后民营企业投资较改革前平均减少了约0.31%。第二,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社保缴费负担对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社保缴费负担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通过压缩企业现金流、加重内源性融资约束实现的,社保缴费负担加重会损坏企业的财务柔性、降低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并提升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进而迫使企业降低投资规模。第三,分样本来看,社保缴费负担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大型民企由于具备更强的资源获取及抗风险能力,其对社保缴费负担变动并不敏感。从事慈善捐赠的企业通常被认为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而面临较小的外源性融资约束,所以这类企业投资受社保缴费负担影响相对较小。存在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内源性融资约束,所以该类企业相比没有银行贷款的企业,其投资对社保缴费负担的变化更为敏感。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民营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占劳动力成本的比例更高,且东部地区已有投资基数相对较大,所以社保缴费负担对东部地区民企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较高、更为依赖人力资本且行业整体利润率较低,该行业企业相比非生产性服务业及房地产企业,其投资更易受到社保缴费负担的影响。第四,民营企业的员工雇佣相比其他类型企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缩减雇佣规模规避劳动成本,社保缴费负担每提高1%,企业雇佣规模平均下降0.04%。并且,在民营企业缩减用工规模之后,分摊在每一位员工身上的工作任务加重,这部分多出的工作内容会以绩效、奖金等的形式反馈在员工薪酬福利中,社保缴费负担每提高1%,平均工资率提高0.021%。但是总体上,社保缴费负担每提高1%,企业绩效平均下降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