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技术基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带来了管理变革和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世界各国都将推动发展的重心由生产要素型向创新要素型转变,创新设计成为国家在激烈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的核心。作为被纳入国家设计创新体系的国家设计政策,它的政策导向、设计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定位目标,以及设计产业如何求得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并进而形成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强劲优势等,都是我国在制定国家设计政策时所必须正视的现实课题。本文从设计学的研究立场出发,以设计创新驱动国家发展为研究主线,分别从时间结构、经济结构和逻辑结构来探讨和挖掘芬兰设计政策的正反经验,以期对中国在设计政策的研究、制定方面提供极具借鉴意义的芬兰案例。在研究内容上,本文第一章围绕设计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两条发展脉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等世界设计先进国家的研究与实践现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并据此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第二章通过对设计政策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从而为本文展开设计政策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该章不仅从市场失灵理论、系统失灵理论等传统公共政策研究视角上考察设计政策的研究逻辑,并且将社会创新、设计思维等设计学领域内的理论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去,从而为国内设计政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选择。第三章重点放在对芬兰国家地理、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并对芬兰历史中遭受的重大危机及其对国家发展走向、民族心理形成、政策制度变迁等之间的关联和影响进行了研究。第四章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与设计发展有关的芬兰历史事件,从设计促进、设计教育、设计产业演进的角度,梳理了芬兰设计所经历的关键历史阶段。研究和分析了芬兰设计的发展如何受到芬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并对芬兰设计立国思想和芬兰设计政策的推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其中,第五章通过对芬兰设计政策演变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政策内容、新旧政策的比较研究等,深入探讨了在芬兰设计政策演变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是如何界定和分析芬兰设计已产生和发现的矛盾和问题,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加以判断、确定可能实现的目标、综合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并最终形成政策产品公布给公众的;第六章则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对芬兰设计政策的国际整体表现和政策发展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评价。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出了芬兰设计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把芬兰与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10个国际设计政策发展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综合结果,系统总结芬兰设计政策成效、问题与趋势,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设计政策研究的相关思路与策略。第七章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后续研究展望。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设计政策与单纯经济利益考量的设计产业政策有很大的不同。从价值变化的角度来看,代表生产秩序演进的国家形态已将设计价值推向战略层面,其价值内涵已不再是纯粹的利润逻辑,而是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这也必然驱动政策研究与实践的变化与调整,并最终导致设计政策研究的转型:一是尽管世界各国对设计的理解基本停留在设计1.0和2.0(工业设计)阶段,从而造成许多研究者对全球知识网络时代经济和社会的特征关注不够。但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设计政策的研究逻辑正从单一的服务于国家设计竞争力的提升向服务于全面的社会发展方向转变;二是设计政策的研究群体日趋壮大。特别值得注意除了以往的公共政策研究者、创新政策研究者及产业政策研究者之外,越来越多的设计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加入到设计政策研究队伍;三是设计政策的研究立场或研究目的越来越趋多元。设计政策的研究立场或者研究目的也开始悄然变化,它已不再纯粹服务于政府在设计相关领域的决策工作,更被赋予了通过设计政策与战略的研究来为正在建构中的设计学体系做出贡献。相较于国际设计先进国家及地区在设计创新政策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在政策实践上我国缺少国家层面的设计政策,在国家竞争力上还处于效益驱动的较低竞争层次。因此,国际上诸多构建本国、本地区设计创新体系方面的正反经验,以及在设计驱动创新和经济变革方面的诸多举措,可以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工业领域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新的选择与路径,并为未来国家战略中纳入设计政策的可行性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