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中即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商人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长期以来经济上较为富足，但政治地位低下。近代以来，随着政府对于商业救国认识的苏醒，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取得长足的进步。 汉口作为内地交通枢纽，从近代以来即为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更一度成为其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和著名商埠之一。1912～1937年时期，从总体上看，国内商业有了明显发展，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发展既具有上述普遍性，又因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人文风俗而有其特殊性。 商业的繁荣，催生了各种形式的商人自治团体。商人团体开始规范化、多样化，并参与到政治中去，成为当时官商联系的重要纽带。从商人个体而言，由“在商言商”发展到“在商言政”，出现了所谓的“儒商”，成为当时的进步力量。 在商人广泛的参政风潮中，商人与政府在商事立法中的合作十分引人注目。商人通过对政府立法调查的参与与支持，使长期以来形成的商业习惯成文化，为彼时商业活动法制环境的建设贡献良多。 根据政府的立法规定，商事习惯相对于成文法和法理而言具有最高效力。因此，在民间除了参与官方的立法活动，商人团体自觉形成的商事习惯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笔者希望，以汉口为中心的商人、商业、商事习惯的考察，不仅仅能够满足学术上的兴趣，更能为现代相关制度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