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文学时期,文言与白话,雅也好,俗也罢,相安无事地各自固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到了晚清,知识分子突然对自己驾轻就熟的文言产生了深深的“焦虑”,二百多种以“白话”命名的报刊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这种对语言的空前“焦虑”,却并非真的是因为文言已经成为“死”的语言,必须由白话取而代之。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语言内部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外部力量的强行推动。这种对语言的“焦虑”,体现的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焦虑。这种深重的焦虑感,加上白话自身的特点,是促成白话报人创办白话报的最直接的动因之一。白话报的大量涌现,也离不开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启蒙”的急需和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使白话报的出现成为必要和可能,各白话报刊及白话报人的“夫子自道”也印证了这一点。近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梦想由入侵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激起,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不断“师夷”的过程中,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逐步深入。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和办报目的,《安徽俗话报》中体现最多的是晚清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现代化”梦想。如提倡采矿、争取利权,介绍如何养蚕发财及天文、地理、科技、军事知识等方面的介绍。对“人”——尤其是妇女、儿童这两类在封建等级伦理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的关注,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存在。《安徽俗话报》对妇女的婚姻问题、教育问题和儿童的教育与天性等问题都有涉及,这一点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借助于白话报,妇女、儿童问题得以浮出历史地表,有利于妇女、儿童地位的提高。另一方面,对妇女、儿童的重视,是服从于“启蒙救国”的总目标的,在这一目标下,在对“国民”的强力呼唤声中,妇女、儿童被作为“女国民”“未来国民”来期待,关注的并不是妇女、儿童问题本身。真正独立的个体意义上的人,留待五四去挖掘。正因为此,当我们对白话报进行考察时,会发现这样一个悖论:白话报所关注的,并不是白话本身,当然更谈不上白话的建设问题。我们只需看一看《安徽俗话报》创刊号上《创办俗话报的缘起》和其它白话报刊的办报目的就会明白,“白话”只是被“利用”而已。明乎此,才可能对下面两个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一是白话报人对待白话的“二元”态度,二是白话报的文学性问题。清末白话尽管粗疏、幼稚,难以和“五四”时期的白话语言相提并论,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即将到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白话文运动得以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离不开这一大批白话报所打下的基础:如社会条件、舆论空间。三章的内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创刊背景和目的直接决定了白话报刊的内容,也制约着白话报刊的面貌;白话报刊的内容和面貌是创刊背景和目的的体现;而白话报刊所取得的成绩和所存在的不足,与此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本论文论题的需要,《安徽俗话报》的发展历程和对于其编辑及创作者队伍的考察,本文只是在需要的时候简单涉及,不在本文详论之列。另外,本文虽然以《安徽俗话报》为探讨对象,但《安徽俗话报》离不开它所生成的大的生态环境,因此,在论述过程中,也会适当旁及其它白话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