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利用机器实施的非法取财类案件日益增多,这给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难题,让刑法学界得以重新审视机器能否被骗的问题。目前,刑法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存在着否定论、肯定论和折中说三种观点。第一部分为导论,内容是关于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于许霆案而言,争论定诈骗罪和盗窃罪或许还存在量刑悬殊的问题,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删除了“盗窃金融机构”这一条款之后,定何种罪名似乎看来并无实质差异。但是笔者不以为然,况且我国司法实践中历来存在轻定罪重量刑的传统,这一选题应当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部分为提出问题。第一节通过陈某某案引出问题,梳理关于这一案件的分歧意见的各自理由,总结案件的争议焦点;第二节介绍机器能否被骗这一问题的理论纷争,其中肯定论坚定地认为诈骗罪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机器因为不具有作为人脑机能的意识,自然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肯定论多立足于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认为在将来会存在和人一样具有独立意识的机器,自然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折中说在事实层面上与否定论并无不同意见,但是主张该论的学者认为在规范层面上,机器背后的人基于与机器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否定论和折中说的理论依据及缺陷。否定论主要立足于人机对立的哲学基础和规范基础,进而认为将机器作为诈骗罪的对象,则会打破诈骗罪的定型性,使其丧失构成要件机能;从“诈骗”一词的基本含义来看,受骗者也只能是自然人,机器不能产生误认,陷入错误认识;此外,否定论是域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通说。但是否定论并未对简单机械和人工智能产品予以区分,一概而论认为机器不能被骗,强行套用域外刑法,不能有效适应当下的社会背景;折中说体现了较为浓重的中庸主义色彩,试图通过引入电子代理人和预设的同意的概念,比较机器和营业员在业务处理上的一致性,多途径搭建解释人机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思路,但是由于其事实基础、规范基础与实际论述都相互矛盾,似乎显得难以自圆其说。第四部分为肯定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提倡。肯定论立论于人机交互的事实基础、关于处分行为的理论基础和刑事立法的实践基础。其内容包括对机器的范畴予以合理限缩,只有具有代行交付权限的机器才可以成为诈骗罪的对象;机器本身必须处于正常运行之下,因为此时体现的才是机器背后的人的意志,才存在被骗的空间;行为人必须实施了欺骗行为,即表示虚假的事项,或者说传递虚假的资讯,其实质在于使得受骗者陷入或者维持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