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国际金融市场可谓是风起云涌。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的势不可挡,使综合经营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趋向。全球范围内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得到长足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促使企业和个人对金融一体化服务和产品多样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导致全球范围内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金融功能日益融合,并推动了综合性金融机构的形成。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创新的组织形式,因其能够综合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经营范围广泛,从而可以通过子公司合作获取协同效应,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提高资产和负债的管理效率,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优势,现已在全球迅速兴起,并成为美、日、英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提、高本国金融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型主流组织模式。目前我国仍处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大框架之下。为了顺应国际综合经营的趋势,应对国内金融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松动,从法律空隙中自发地产生了一批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的实践者,例如中信、光大、中银集团等。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相应的监管体系滞后于金融实践,使得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较为混乱,给我国的监管机构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与挑战。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必须抓紧研究适合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方法。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借鉴他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和监管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分析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缺陷,然后提出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有效监管的最优模式和路径选择。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引起各方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研究的重视,以寻求对这一课题更深的探索,创新和发展。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简要描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概述了金融监管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金融监管理论,归纳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第二部分首先从不同方面列举了监管模式的种类,并归纳总结了前人们的贡献；然后再以比较借鉴的方法,从美、英两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状况入手,剖析了目前国际上存在的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伞形监管模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统一监管模式,希望能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与监管提供借鉴。后面两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第三部分主要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现存的四种类型和代表、相应的特征和优势、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对监管提出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详细描述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现状,使大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四部分则首先从目前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概况入手,通过对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的评价引出改革分业监管的必要性；然后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提出监管模式“渐进式”过渡的构想：即在金融控股公司制度建设期间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模式——人民银行牵头的伞形监管模式,等到条件成熟之时,再建立金融监管局统辖整个金融行业的统一监管模式,最后再从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内容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设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有效监管体系的若干想法和建议。本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在于：(1)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既要适应本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又要与各国的具体金融环境相结合,’还要综合考虑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政府及其能力,甚至是官僚制度、法律制度等大量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需要根据体制变革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的调整。(2)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没有一个所谓的固定框架或模式适合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国家或者是同一国家的所有时期。因此,我国不能完全照搬外国已有的模式,只有根据自身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金融体系的结构和混业经营的程度等情况,选择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制度才会是适合的、有效的。(3)虽然统一监管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大势所趋,但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可以一蹴而就,我国需要足够的时间从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下进行“渐进式”转换。那么,根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监管水平,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伞形监管框架在中短期内是中国实现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可行途径。该模式既能让人民银行实行统一监管以防范系统风险,兼顾了行业统一监管的需要；又能发挥“三会”功能监管之专业所长,有利于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鼓励监管竞争和监管创新,避免造成监管垄断。但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牵头监管模式在监管协调、信息共享和监管成本等方面的效率劣势将逐步显现,为了适应更高效率的监管需要,牵头型监管模式需要进一步向统一监管模式发展。较之分业监管模式和牵头监管模式,统一监管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协调程度高、监管灵活性强、能够适应较高层次的混业经营监管需要,具有显著的整体监管优势,它将是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渐进式转换的最终目标。总体而言,随着中国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确立和金融监管法规体系的逐步完善,为了加强金融监管体制的适应性和协调性,从原有的牵头监管模式逐步转向功能型统一监管体系是必然选择。应该说,从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型监管模式基础上逐步过渡到金融监管局直辖的统一监管模式,这种分步、平稳、有序的监管改革路径是国家整体渐进式发展思路在全国金融领域的集中反映,既与国家经济渐进转轨的宏观思路一致,很好的考虑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性和特殊性,避免了大爆炸式监管变革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和“非可逆性”；还能在开放条件下把提高国家金融竞争力和维持金融稳定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局限条件下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化、综合效率最大化和路径选择的最优化。本文对各个时期监管模式的选择原因、优劣性质、机构设置等问题都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由于本人学识水平有限,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对这两个阶段的构思只能算一种粗浅基本方向和框架,具体措施还有待商榷。并且由于监管模式的最终确立还有赖于国内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水平如何和其他各项准备工作是否成熟,难以把握金融监管模式的转换时机,有待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进一步研讨。另外本文主要是从理论上加以论证,未能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使得定量分析比较单薄,论文的某些方面可能不够深入、不甚准确,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