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尚书》学前承魏晋南北朝，后启五代与宋，是《尚书》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经历了《书》学公案纷纭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尚书》学逐步走向统一，正是这种统一，加速了《尚书》诸多版本的散佚与经义的湮灭，惟余卫包改字后之今字《尚书》与孔颖达之《尚书正义》，《书》学于统一之中反显萧条。　　隋代国祚短暂，《尚书》专着亦少。今存之完整《书》学着作惟陆德明《尚书音义》，然其经过宋代之删改，已非原貌，本文主要通过对《尭典释文》敦煌残卷与传世本的全面比对，总结删改情况，探究删改的内在规律和动因，并对《尭典释文》删改之历史过程进行重新推测，认为其可能经历了北宋开宝与南宋绍熙后两次删改，而非北宋开宝一次删改。其次，通过对《尭典释文》敦煌残卷与传世本具体条目的对比分析，并结合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对《尚书音义》之体例进行了探究，认为北宋开宝之删改《释文》，完全破坏了陆德明原书之体例。　　隋代除陆德明《尚书音义》见存之外，尚有顾彪、刘焯、刘炫之旧疏存于《尚书正义》之中，前人已有辑本，本文在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条目之基础上查漏补缺，并进行细致梳理，力图描绘出顾彪、刘焯、刘炫《尚书》学之概貌。顾彪《古文<尚书>义疏》于经文之用力甚于《孔传》，《孔传》无训者即自疏经义或采用别家，《孔传》有说者，顾彪亦多有不取。《尚书正义》引顾彪之说，目的是为证明《孔传》，然其所引尤有为数不少之异于《孔传》者，可见顾彪原书中不从《孔传》之说者不在少数，尤其是有关天文地理、名物制度者，多取郑玄之说，此可证成马国翰所概括之顾彪学术立场:疏术《孔传》而时参用郑康成说，留心旧学，不墨守一家之训诂。　　刘焯、刘炫之旧疏多为《尚书正义》所因袭，其名虽没，其实尚存。关于《尚书正义》因袭旧疏之问题，学术界有三说，一为《正义》因袭刘炫，一为《正义》因袭刘焯与刘炫，一为《正义》因袭多家。本文通过对《正义》所明确称引之刘焯、刘炫旧疏进行分析，以为《正义》所因袭者为刘焯、刘炫二人之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持之观点不可轻改。　　《尚书》经文之刊定与《尚书正义》之编撰为唐代《尚书》学最重要之两端。《尚书》之版本系统纷繁复杂，不仅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内部、古文内部又有分歧，故而《尚书》经文之刊定，始终是《尚书》整理工作的重点。唐代是官方对经文刊定最为着力之朝代，主要有以下活动:颜师古受诏考定五经，撰《五经定本》;卫包受诏改《尚书》今文为古文;唐玄宗改《洪范》经文;张参撰《五经文字》;唐玄度作《九经字样》;唐文宗刻颁《开成石经》。通过此一系列刊定经文之举措，唐政府终于完成了《尚书》版本之统一。　　颜师古之撰写《五经定本》是唐代《尚书》经文统一的开始。关于《五经定本》，学术界争议最大的是《五经正义》中所云之“定本”是否为颜师古之《五经定本》。本文通过对前人论述的具体辨析，以为《五经正义》之修撰或不依《五经定本》为底本，然当以之为重要参考，《五经正义》中所提及之“定本”，既有唐以前之“定本”，又有颜师古之《五经定本》。　　卫包改字是《尚书》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被段玉裁称为《尚书》“七厄”之一。本文通过对材料的具体分析，认为在卫包改字之前，《尚书》经字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卫包改字所据之底本，已绝非魏晋以来之古本。卫包改字，是以唐代所通行的真书改写原来的隶古字，其实质是字体的变化，而经字之变化，多不始于卫包。卫包改字，一方面有利于经典的传播，另一方面造成了很多譌误，更导致了古字本的消亡，可谓有功有过。　　唐政府实行明经取士制度，迫切需要统一的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的编撰成为历史需要，同时这也是唐政府实现经义统一的主要举措。《尚书正义》舍马、郑而宗《孔传》，颇受后人诟病。本文在具体考察当时《尚书》传播情况及《孔传》本身特点的基础上，得出《尚书正义》以《孔传》为宗有其客观原因之结论。关于《尚书正义》破《孔传》之问题，学术界亦有纷争，或以为《正义》严格遵守“疏不破注”之原则，曲徇注文，或以为《正义》时有驳斥《孔传》之说，并无所谓“疏不破注”之原则。本文以为《尚书正义》主观上确有“疏不破注”之原则，然其具体疏证常有违背《孔传》之处，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其弥缝不周，并非主观破《传》。　　《尚书正义》虽然遭到古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的诟病，然而其学术价值仍然值得肯定和发掘。从校勘方而而言，《尚书正义》之校勘涉及篇章、经文、经字等各个方面，并且综合运用了他校、本校、理校等校勘方式，对《尚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校勘工作。从对经、《传》体例的发掘而言，《尚书正义》中大量运用了“互文”、“便文”等术语，体现出明晰的经、《传》体例观念。《尚书正义》并非训诂学专着，但是其中的训诂内容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对《尚书正义》训诂内容的细致梳理，发现《尚书正义》不仅直接训释经字、《传》字，且着力阐释《孔传》之训诂，总结出《孔传》之训诂体例，更可见其对《孔传》精意之把握，清代人所大量运用的训诂方法，在《尚书正义》中已经初见端倪，主要包括“因声求义”法、“据形索义”法、“依文绎义”法、“语法定义”法。　　《孔传古文尚书》敦煌写卷是隋唐《尚书》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孔传古文尚书》敦煌写卷基本上为卫包改字前之隶古定本，虽然写卷多用俗字，且存在脱譌涂改等现象，然而其未经后世删改，基本上反映了卫包改字前《尚书》之面貌，以之与传世文献相比对，可藉以寻绎《尚书》经文演变之规律，因此其于《尚书》研究之价值不可忽视。　　通过对《孔传古文尚书》敦煌写卷与传世本之比较，可总结出几个特点，并可据此作以下推论:一，《孔传》之结尾多有衬字“也”、“故也”，此为照顾写卷形式上之整齐而增。二，敦煌写卷之《孔传》与经文用字多有不一致之处，此不一致之情形在传世本中则无，传世本或为据《传》改经。三，敦煌写卷之经文之字形本身存在不一致，可见彼时经文用字淆乱，唐政府之统一经文势在必行。四，敦煌写卷与传世本存在经文相异之处，此或可证《孔传》存在不同版本。　　《孔传古文尚书》敦煌写卷所用之字与陆德明《尚书音义》之用字或所存别本之字存在对应情况，本文通过对此类材料的细致对比，以为这部分经字，陆德明所据《孔传》本与传世本相同。《孔传古文尚书》敦煌写卷之用字与传世本存在极大不同，本文对《孔传古文尚书》敦煌六朝写卷之用字情况与传世本进行了详细对比，总结出二者之关系，以为《尚书》异文之研究提供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