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的行政诉讼立法,对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类型有三种:事后的权利保护、暂时性的权利保护、预防性的权利保护。相对人权利的事后保护早就成为世界通行做法,我国遵循了此类相对人权利保障模式,这便是普通行政诉讼制度。然而,随着“行政国家”的到来和“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这种事后救济措施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我国现代化、法治化的基本国情。因此,建立“有效、及时且无漏洞”的权利保护机制,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权利保护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界通过对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的不断探究,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关于预防性行政诉讼的构建思想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本文首先从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的概念入手,通过分析其内涵,总结出此制度应当具有预防性、直诉性、执行停止性和备位性的基本特征。此外,对构建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当性依据进行了宪法和理论上的梳理。其次,通过对我国预防性行政诉讼的理论困境、立法困境与司法困境的分析,进一步确定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法治实践中确立的必要性,同时发现理论完善的契机。最后,通过系统性预防理论的一体构建,对预防性行政诉讼理论进行重塑;通过预防性行政诉讼的类型的分析和定位,将预防性行政诉讼分为预防性确认诉讼和预防性不作为诉讼两种,并将预防性确认诉讼归属于广义的确认诉讼,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定位为消极的履行诉讼;在起诉与立案方面,建立当事人与检察机关并行的双重起诉主体:提出由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为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提起具有私益性的预防性诉讼,由人民检察院针对国家和社会利益提起具有公益性的预防性诉讼,以实现个人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全面保障;在审理阶段设置预审程序,在庭审前对预防性行政诉讼的程序性事项和诉讼焦点进行协调和处理,以保障司法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诉讼负累;在判决阶段,对照相应的诉讼类型,构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判决和履行判决三类,并对此三种判决的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