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预算是财政制度与管理的核心内容,而预算调整是预算程序的重要环节。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调整管理制度,是预算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有效规范政府行为,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本文理论联系实际对我国目前预算调整现状进行了考察,认为现阶段我国财政预算调整主要不是基于年度宏观经济、社会形势等发生较大变化而出现的必要调整,更大程度上是因财政和预算管理制度不科学而引起的预算变化。我国预算调整不受重视、严重低估、缺乏约束、监管薄弱；加上年初预算本身内含的约束能力有限,导致了我国预算调整管理薄弱。在制度上,新预算法为预算调整及其管理带来了曙光,但政府对于预算调整及其管理的认识和重视仍然不足,与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财政管理进入新常态、预算调整应在国家治理中实际发挥的作用不相符。本文将预算调整定义为“年初预算—预算调整数—决算数”全过程预算偏离,其中：“年初预算—预算调整数”属于预期层面,是收入的预测变化和支出的资源配置过程,通过预算调整偏离度指标衡量；“预算调整数—决算数”属于实际层面,是收入的实际汲取和支出的拨款确认过程,通过拨款(汲取)偏离度指标衡量；“年初预算—决算数”是合并运行的结果,通过预决算偏离度指标衡量。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支出预算调整偏离程度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其中：支出预算调整偏离度指标与政府资源配置、资金分配决策紧密相连,相比较支出预算拨款偏离度、预决算偏离度指标,是更为关键的指标。通过实证,本文判断：我国预算调整程度较高且被严重低估,各级政府支出预算调整偏离度指标实际大大高于学界常用的支出预决算偏离度指标,同时,由于受政府间预算编制管理相关因素的影响,各省的支出预算调整偏离度大大高于全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汇总)层次偏离度水平。在对支出预算调整偏离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本文通过对1994-2012年地方政府(汇总)数据运用VAR模型,检验到支出预算调整偏离度波动能够解释自身波动近56.2%,超收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波动能够解释支出预算调整偏离度波动近43.8%,接近自身波动解释力度的80%。通过对2012年全国各省数据运用截面数据OLS回归模型,检验到上年结余占比、中央补助收入占比对各省支出预算调整偏离度存在显著影响,超收及非税收入占比对各省支出预算调整偏离度没有显著影响。预算不是目的,预算必须是动态的,能够适应治理的需要和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预算和预算调整都体现政府治理决策甚至是国家战略决策,并制约政府收支行为。必须重新审视并定位我国公共预算调整,既认清国情、尊重我国预算调整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又牢记风险,维护年初预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避免主观随意损害政府公信力。现阶段,我国公共预算调整可以考虑定位为：预算调整是动态、可持续预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预算在受约束条件下,应对经济波动、公共服务需求以及特定环境变化,实现政府治理目标的必要方式。进一步,有效的公共预算调整管理可以考虑定位应为：在当前财政年度内,将预算调整控制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即确保年初预算内含的国家治理政策意图,能够在受约束的条件下,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持续发挥作用,实现治理目标。在对策上,本文提出以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法治政府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管理和监督机制为目标,完善预算调整管理指标体系、行为规则、权责关系,并倒逼提升年初预算自身的约束能力,提高年初预算预见性、强化政策过程与年初预算过程的统一,逐步改善以预算法治、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构建社会共同治理体系、改进政府治理方式以及推进预算信息公开为主要内容的预算调整宏观管理环境。通过合理的预算调整制度安排,确保预算过程是负责任的、受约束的、动态的,并促使预算真正发挥在财政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