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40年里，财务报告是企业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的主要渠道之一。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单纯的财务报告信息已经无法完整反映企业价值，人们把专注的焦点投向企业的报告模式，包括企业非财务信息的报告问题，对传统财务报告模式进行改进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非财务报告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重视，其内容和形式也逐渐丰富，出现了诸如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等报告形式。2000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了第一份适用于任何规模和类型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1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社会责任指南标准(ISO2600)，该标准的诞生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动了全球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非财务报告的发展一方面完善了企业报告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仍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各种财务与非财务报告的独立出现，使得各报告之间的内容重复、信息冗余问题较为突出，一些关键信息得不到有效整合，这不仅降低了企业报告的决策有效性，而且还加大了企业报告的编制成本，增加了报告使用者阅读和理解报告的困难，反而使信息使用者容易忽视重要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综合报告应运而生。　　企业综合报告是整合企业各类信息，全面、系统、清晰而准确地将企业组织战略、治理、业绩和前景及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商业等背景传递给企业外部，向利益相关方沟通和阐释企业当前以及未来如何管理、运营以及创造价值的简要文件。换言之，综合报告本质是企业对各类利益相关者进行综合信息披露的媒介，旨在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利益相关方与外部投资者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企业的运营与未来的风险。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企业为何需要进行综合信息披露？企业需要披露哪些综合信息？企业不同类型的综合信息应如何披露？　　自2010年提出综合报告理念以来，这一新型报告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少有研究深入探讨综合报告的内涵与外延，对综合报告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与实践还很缺乏。特别是在综合报告框架构建方面，虽然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在2011年发布了讨论稿，并在2013年发布了综合报告框架中文版，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在构建综合报告框架方面做了理论研究，但目前仍没有一个完整的综合报告编制模式能够清晰的从原则、内容、结构、指标等方面指导我国企业编制综合报告。我国企业在报告模式上仍处于以财务信息为主、非财务信息为辅的财务报告向财务报告与非财务报告并存转变的阶段。从综合报告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涵盖了企业发展的各类信息，包括商业模式、战略发展等，但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还未达到发布企业整合信息的阶段，因而本文只专注于企业综合报告核心问题之一的指标体系。怎样让企业通过披露精简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其发展的各个方面并促进其价值创造的过程，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中心问题。　　在对现有文献和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本文发现目前对综合报告的研究大多为理论方面的定性研究，较少涉及定量分析。一方面是由于综合报告本身涵盖大量不可直接计量的非财务信息，很难进行量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上发布综合报告的企业数目较少，国内目前也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在进行披露，因而较难实现大样本的分析，文献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在少数进行综合报告框架设计的文献中也鲜少出现对其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的内容。因而本文为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借鉴国际企业综合报告的内容框架以及实践经验，利用国际上已经发布综合报告的企业作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综合报告与企业价值相关性。通过纵向对比综合报告发布前后对于同一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以及横向对比综合报告发布与否对于不同企业价值的差异性，证明了综合报告的必要性。其次，在指标体系内容设计上，为弥补之前文献中仅限于指标信息使用者的研究视角，本文从专家、综合报告信息使用者和发布者的三重视角，沿着“理论设计—问卷优化—有效性检验”的思路，通过严谨地设计，对企业综合报告的500个信息使用者、发布者和100位会计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综合报告的内容要素实施问卷调查，并对回收问卷结果进行科学分析；进一步地，通过有机地结合因子分析法、AHP层次分析法、专家法来确定各项元素的权重最终构建了五维度35个指标的优化体系。并选取沪深两地2013-2015共3年的A股527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公司价值模型，证明本文构建的综合报告体系的有效性。全文共分为九章，每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回顾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勾勒出本文的整体内容和研究框架，提炼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章：理论基础。运用归纳演绎和逻辑演绎的方法搭建企业综合报告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委托代理理论提供了企业进行综合信息披露必要性的理论依据；社会责任理论、三重底线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金字塔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企业披露综合信息内容提供理论支持；系统论则为“企业不同类型的综合信息应如何披露”这一问题提供理论研究思路，由此奠定构建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文献综述。本章按照企业报告体系的发展脉络，主要围绕财务报告、非财务报告和综合报告的现有研究成果展开文献梳理。具体来看，财务报告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国内和国外对于现行财务报告的局限性分析和改进方法来梳理；非财务报告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从各类非财务报告的出现、现有非财务报告的不足和改进方法几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综合报告的相关文献梳理包括企业综合报告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指标框架的选取与度量、发布企业综合报告的必要性研究、企业综合报告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实施效果等五个部分的内容。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简要评述，针对现有研究现状分析出尚待解决或深入挖掘的问题，为后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　　第四章：企业综合报告的国际借鉴。本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归纳总结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并选取亚洲区发布综合报告数目最多的日本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构建模型实证检验发布综合报告对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对称程度产生的影响，将研究的方向定位在通过纵向对比综合报告发布前后对于同一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以及横向对比综合报告发布与否对于不同企业价值的差异性，证明了综合报告的必要性。　　第五章：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体系框架构建。借鉴国际国内关于综合报告框架研究的相关标准，提出适用于我国企业的综合报告指标体系框架构建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指引下形成综合报告五维度指标的构建方法、设计思路，同时确立了综合报告基本指标的筛选依据和步骤，初步形成五维度60个指标的综合报告指标体系初步框架。　　第六章：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体系框架的优化设计。首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一章指标体系框架进行指标筛选。按照先后次序完成了《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专家调查问卷》和《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信息使用者及发布者调查问卷》两份问卷的设计、发放、回收过程，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科学的效度、信度检验。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及德尔菲法，构造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和标准比较判断矩阵，得出一级指标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进而计算一级指标所占权重及二级指标重要性分值，采用归一法对二级指标赋权，最终形成五维度35个指标的精简优选框架。　　第七章：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体系框架的有效性检验。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选取沪深两市2013-2015年A股上市的527家工业企业作为样本，结合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以及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综合报告指标体系中五类指标综合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证明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第八章：我国实施企业综合报告的对策建议。从政府、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三个角度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思路。首先，建议政府部门做好综合报告的顶层设计，鼓励学术界对综合报告模式进行充分研究。同时协调相关监管部门积极开展企业综合报告试点工作，要加快企业综合报告制度的立法建设，研究建立企业综合报告监管体系。其次，企业应将企业战略重点转移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上，踊跃参加综合报告相关试点，建立企业综合信息指标管理系统，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有效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优势保证信息充分披露，同时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最后，调动利益相关者积极性，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第九章：研究总结与展望。本章归纳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阐述本文的创新点和主要贡献，并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列示研究的局限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创新性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国际先进经验，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拓展和丰富了企业综合报告必要性的研究。　　目前国际国内关于企业综合报告的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综合报告内涵和外延等内容的规范研究、案例研究和经验研究为主。本文不但结合归纳演绎法追溯综合报告的发展演进和现状以证明发布综合报告是必然趋势，还利用已发布综合报告的国际企业作为样本，从发布综合报告前后企业价值的纵向对比和发布与未发布企业间的横向对比来实证检验实施综合报告的必要性。具体来说，本文以综合报告官方网站中发布报告数最多的77家日本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在发布综合报告之后有所提高，会计信息的变化更容易被整合到市场股票价格当中，即综合报告的发布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降低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再用已经发布综合报告和从未发布综合报告的企业数据进行指标间差异比较，验证企业发布综合报告能够全面、客观、充分地反映企业综合信息，从而进一步证明企业采用综合报告模式比使用一般报告模式更周密和有效，为在我国推广综合报告作为企业的报告模式提供了必要性支持。　　（2）基于指标体系理论框架设计，从专家、企业综合报告信息使用者和发布者的三重视角，构建了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体系。　　目前国际上并未对企业综合报告的编制原则、信息披露要求等有统一的定论，也缺乏专门针对企业综合报告指标内容的调查式研究。大多数关于我国企业综合报告的研究集中于综合报告整体框架内容的探讨，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并未达到发布包括企业外部环境、商业模式、战略、综合绩效以及前景等内容要素的完整报告的阶段，因而本文尝试先从综合报告大框架中核心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首先设计了指标体系的总体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需要遵循的五个原则。根据国际国内披露标准及涉及的过往文献，分三个筛选步骤，初步搭建了一套涵盖五维度财务信息、环境信息、社会关系信息、人力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方面的指标体系理论框架。其次通过对专家以及信息使用者和发布者实施问卷调查，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法进行结果优化，最终确定了基于三方共识的适用于我国企业的综合报告核心指标体系，拓展了以往仅限于从信息使用者角度进行综合报告研究，从信息发布者角度细化了研究，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3）拓展和丰富了企业综合报告可行性的相关研究，实证检验了优化设计后的指标体系在我国企业实施的可行性。　　通过中国资本市场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优化设计后的五维度指标信息对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选取中国沪深两地2013-2015共3年的A股527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企业价值模型，结果证明指标体系中五个维度信息质量披露指数与企业价值成显著相关关系，即五个维度的指标信息披露越充分、质量越高，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同时，五个维度信息整合程度越高，意味着综合报告指标体系披露质量越好，即整合指标信息披露较单维信息更为正向显著，其所反映的信息含量比某一维度的信息反映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从而为外部投资者提供更多企业内部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费用，能更有效地提升企业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构建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对中国企业报告体系的改革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4）提出了推进我国企业综合报告实施进程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学术和实务界多次提倡企业整合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建设，但在现实条件下的中国，关于涉及企业各个方面的整合信息披露仍是一个长期过程，因而本文研究的指标体系正是考虑了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等多方利益需求，从披露核心指标，逐步分阶段的鼓励企业进行更完整的信息披露，也可以使指标体系简洁清晰的反映企业在该维度价值创造的过程。综合报告指标体系源于实践，忠于实践，正是我国企业转型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的一种选择。　　研究方法上，本文针对不同章节的具体研究问题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第一，文献综述、理论基础以及各章节理论分析部分主要采用逻辑演绎和归纳演绎的方法。在文献回顾方面，主要通过对比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按照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做简要评述；在理论基础部分，通过归纳总结、逻辑推演以及经验总结等方法构建我国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后续各个章节的理论分析部分，针对具体的研究假设进行逻辑推理，为实证数据分析奠定基础。第二，本文第四、七章部分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线性多元回归等方法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中主要通过STATA13、SAS、EXCEL2013及SPSS等软件完成。第三，本文第六章运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调查法、AHP层次分析法以及因子分析法对第五章构建的企业综合报告指标体系初步框架进行优化设计。问卷调查法是本文的关键一环，通过科学、严谨地设计，向企业综合报告的信息使用者以及发布者和会计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发放、回收问卷；针对综合报告指标体系的内容要素实施证据探索,并对问卷结果进行效度、信度检验；进一步地，本文有机地结合因子分析法、AHP层次分析法、专家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构建了适用于我国企业的综合报告指标优化体系。最后，政策部分再次采用归纳方法，结合我国具体制度背景以及国内外大样本的实证经验证据，对我国企业披露综合报告指标体系框架提出政策性和实务应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