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体育观与美育观一样,皆发轫于国族救亡年代。为了强兵御侮,洋务重臣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引进了西方现代兵操,开启了中国现代体育;随后的维新派以及革命党人,虽对体育的认识有所深化,亦均持政治功利主义的体育观念。在功利主义体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作为参照系的美育,与功利主义体育观形成了基于身心二元论的平行关系。而到了20世纪10年代以后,随着时代历史的变迁,由于其本身的缺憾,以及美育观念作为价值基点或隐或显的影响,国内开始反思功利主义体育观,并产生了向自然主义体育观的变革:一方面,体育与美育在现代教育观念、现代教育制度中慢慢结合;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是身与心关系的强化,体育与美育由身心二元的关系逐步走向了身心一元。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可视为中国现代体育观从功利主义到自然主义变革的历史性标志。这种变革是受美国自然主义体育观的影响。美国体育家麦克乐在两次访华期间,宣扬了含有大量美育因素的美国自然主义体育观,并直接影响了中国自然主义体育观的形成。中国的体育观从功利主义向自然主义的变革,对体育的认识逐渐从军事上的“强兵”到教育上的“强民”,最后分离出了“完全之人物”的终极目标,在其转向的过程中渗透了大量的美育因素:体育真正的宗旨是以美育为灵魂的全人教育;“身心一元”是美育与体育的融合性机制;“本性教育”是回归游戏本源的美育态度;“兴味主义”是以趣味为根本动机的体育;“审美主义”是自然主义体育观的美育内核。其中,“审美主义的体育”,是中国现代自然主义体育观中的美育因素得到凸显的最鲜明标志。也正是因为这些,中国体育才首次向其作为教育的理想和本体回归,同时对中国当代体育观产生积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