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与肠道菌群组成和功能的改变密切相关。先前研究表明在HIV感染者中存在明显的肠道菌群失调,且有效的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无法使其恢复至正常状态。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相关肠道微生物群是否影响HIV的易感性以及感染后HIV和ART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对HIV阴性MSM、HIV新发感染MSM、ART HIV阳性MSM以及HIV阴性非MSM的粪便菌群进行宏基因组测序,以期:（1）明确HIV阴性MSM与HIV阴性非MSM的肠道菌群结构组成差异;（2）探究HIV感染后早期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以及ART对肠道菌群的影响;（3）探索肠道菌群与微生物移位标志物和炎症因子之间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纳入2021年1月至2021年6月在安徽青卫公共健康服务中心接受咨询检测的HIV阴性MSM、HIV新发感染MSM以及ART HIV阳性MSM各30例。同时根据性别和年龄进行匹配纳入30名HIV阴性非MSM对照。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和性行为特征,同时采集研究对象的粪便标本和血液标本。利用16S ribosomal DNA（16S r DNA）扩增子测序技术检测研究对象的粪便菌群,并对不同组间的肠道菌群结构组成和多样性进行差异分析。采用Luminex多因子检测技术测定血浆中的微生物移位标志物（可溶性CD14（soluble CD14,s CD14）和脂多糖结合蛋白（lipopolysaccharide-binding protein,LBP））和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结果:（1）120名研究对象的中位年龄为25（23,28）岁,BMI为（22.26±2.28）kg/m~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101人（84.17%）,职业分布以学生和企事业单位为主,共95人（79.17%）。（2）HIV阴性MSM与HIV阴性非MSM相比,α和β多样性在两组间均无显著区别。在菌群组成上,HIV阴性MSM组的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普氏菌属（Prevotella）和拟普雷沃氏菌属（Alloprevotella）平均相对丰度较高,而厚壁菌门（Firmicutes）、拟杆菌属（Bacteroides）和柔嫩梭菌属（Faecalibacterium）的平均相对丰度较低。（3）ART HIV阳性MSM组的α多样性显著低于HIV新发感染MSM组和HIV阴性MSM组,整体上呈现HIV阴性MSM组＞HIV新发感染MSM组＞ART HIV阳性MSM组的趋势。PCo A结果显示,ART HIV阳性MSM组与HIV新发感染MSM组和HIV阴性MSM组的β多样性均具有显著差异,而后两者之间却无统计学差异。在门水平上,梭杆菌门（Fusobacteria）和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的相对丰度在三组间具有显著差异,其中梭杆菌门在ART HIV阳性MSM组显著富集,而放线菌门在HIV新发感染MSM组显著富集;在属水平上,ART HIV阳性MSM组的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和巨球型菌属（Megasphaera）相对丰度显著增加,而柔嫩梭菌属和罗氏菌属（Roseburia）显著降低。此外,在不同ART方案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中发现,与未治疗的HIV阳性MSM相比,基于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NNRTI）的治疗方案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组成发生显著改变。（4）随机森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基于5个OTU组成的HIV感染生物标志物对HIV新发感染MSM与HIV阴性MSM具有较好的诊断效果,其ROC曲线下面积为76.24%（95%CI:61.17%-91.31%）。（5）s CD14和CRP在三组间都呈现ART HIV阳性MSM组＞HIV新发感染MSM组＞HIV阴性MSM组的趋势。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α多样性指数与微生物移位标志物和炎症因子之间均无明显相关性（均P＞0.05）,而与梭杆菌属呈负相关（均P＜0.05）;s CD14与柔嫩梭菌属呈负相关（rs=-0.259,P=0.014）。结论:（1）HIV阴性MSM与HIV阴性非MSM肠道菌群多样性相似,但在具体物种组成上,菌群向更容易致病的模式发生转变。（2）MSM在新发感染HIV后短时间内即出现轻微的肠道菌群失调;且ART后的HIV阳性MSM菌群失调状态进一步加剧,表明HIV和ART对肠道菌群失调可能具有叠加效应;（3）基于NNRTI的治疗方案会导致肠道菌群结构组成和多样性发生显著改变,表明NNRTI类药物可能对肠道菌群具有直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