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随之西方“法治”观念传入中国，引起了国人对本土法文化的关注和反思，一部分学人以西方法为先进文明的标尺对中古法展开批判，另一部分学人则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着力于在传统中寻找类似西方法的观念，并力图勾勒中古法的理论体系。但遗憾地是，多数对中古法的研究只是局限于西方法或现代法框架内，不能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而他们对西方法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表层，没有发掘出法的真正含义。针对前人对古代法思想研究的种种不足，本文认为法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工程，其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特定条件下社会秩序。法的价值目标是实现能够体现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体现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尊严，实现人的理想。基于这个角度，本文借鉴思想史、社会史的方法，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以先秦儒家为切入点，“陈述”古代社会的结构和秩序状态，分析不同思想学派对社会秩序及其实现方式的思考，进而厘定出能够实现法的目的、价值的中古法的范畴，以便为现代法理提供借鉴。 先秦儒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无道”时代，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面对国际社会中霸权对王权的藐视，大小诸侯国“不务德而兵争”的残酷厮杀，国内社会中的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等级失衡，家庭生活中的子弑其父、无孝无悌的道德失范，先秦儒家在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下，完成了对“有道”秩序的构想，希望以此为标尺，化无道为有道，创造一个君臣相正、诸侯相安、等级相序、家庭和睦的和谐社会。先秦儒家还提出了实现理想的具体方案。一方面，他们试图以礼乐文化为主，刑法文化为辅的方式从人的外部入手、依靠外在力量而实现：另一方面，他们更希望从人的内部入手、依靠人的内在力量实现。换言之，即通过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理想秩序的体认，而产生的道德行为的自觉。对于这种对理想秩序的设想和实现方式，本文以国际秩序、等级秩序和家庭秩序为题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国际秩序中，先秦儒家把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人一律视为天下之民，一视同仁。认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无论是谁代“天”牧民，都要主持社会正义、利群为公、大公无私、诚信无欺、普济众生。以“天下为公”为思想为出发点，儒家在国际秩序和国际道德问题上，提出了以天下为本位的国际和合秩序观，主张在国际交往中应以“仁”、“仁义”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