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置日本是战后初期国际间的一项重大议题。因其关乎中国利益尤甚，国民政府给与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并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中国民众亦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发出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的几乎是全体一致的呼声。总的来说，国民政府的政策初衷与民众的诉求并无太大出入，双方都要求按照和平、公正、合理等准则处置日本，以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保障中国的和平、安全。但在具体的交涉过程中，国民政府的决策却往往受制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其中主要是美苏对立日趋严重的国际格局、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以及由此引致的国力的日渐衰微、国民政府以内政迁就外交的决策安排等。这些因素使得国民政府的交涉大大偏离既定轨道，从而导致结果与初衷相去甚远。这其中既有客观环境制约下的无奈，又有主观选择上的先天性短视，甚或有党派利益重于民族利益的私心自用。在对日处置问题上，国民政府未能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