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兴起于法国的一种文本理论。九十年代初首次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并为翻译学提供了新视角。从互文性理论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活动。就翻译过程而言,各要素间存在着互文关系。就翻译结果而言,原文本与译本形成互文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哈蒂姆和梅森为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提出的互文性翻译理论为实际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并将能激发互文探究的元素定义为互文符号,以此确定了互文符号翻译的三个阶段,即互文符号的识别,互文符号的理解与互文符号的翻译三阶段。习近平在讲话中经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使其话语中充满了典型的互文现象。而也正是习近平独特的话语风格使得收录其讲话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含有丰富的互文符号。本文基于哈蒂姆和梅森对具体互文符号的分类和该书中互文符号的特点对收集的符文符号进行了分类。具体可分为引用、谚语俗语和成语典故三大类。其中引用具体指对典籍策论的引用和对诗词散文的引用。而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将这种互文关系体现在译文中成了摆在译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跨语境下互文符号的处理方式。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为语料,将引用(典籍策论、诗词散文)、谚语俗语和成语典故这三类典型互文符号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哈蒂姆和梅森提出的互文符号的翻译步骤为框架对互文符号的翻译进行描述性研究。本文通过对书中互文符号翻译的三阶段:互文符号的识别、理解及翻译策略的研究发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互文符号的表现形式分为显性形式和隐性形式。显性形式指有明显的互文标识,如非语言标识、比较类词汇标识和言说事实类词汇标识。隐性形式指无明显互文标识,译者应根据互文知识加以辨别,如语音上的和谐押韵、语体变化和语形变化。在互文符号的理解阶段要确定该互文符号使用的目的。而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互文符号来说,主要是为了实现交际意图,即传递信息与建立良好的中国形象,以及实现修辞意图,即进行类比解释并使讲话更具说服力和感召力。基于此,译者要决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和具体的翻译方法。若保留互文符号的符号层面并不影响意图层面的完整传递,则应保留互文符号的符号层面的地位。翻译时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具体方法有直译、直译加注;若保留符号层面有碍于信息的传递,则应保留互文符号的意图层面的地位。翻译时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具体方法有意译、释译和替代。本研究期望通过对该书中互文符号的英译探究,对今后恰当处理互文符号,提高互文翻译质量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