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译论倾向于用“对等”、“忠实”等作为衡量译作的标准。9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摒弃了传统的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译作的方法,提倡从文化角度研究译作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操控”。“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译作从选材到翻译策略的选择等,都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译论则长期被“归化”、“异化”的争论所统治,学者们对严复的“信、达、雅”的批评仍限于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之争。严复的“信、达、雅”已问世一个多世纪,如今有学者从读者接受等视角来重新审视严复的翻译理论和译作,黄忠廉教授提倡发掘严复的“达旨术”,并将它重新命名为“变译”,而且认为“达旨术”不应与“信、达、雅”割裂开来看待。为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描写和解释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天演论》作为严复的第一部介绍西学的力作,自问世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严复使用“变译”策略对原作大加改动,使该译作渗透了严复本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严复于《天演论》正文前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难”——“信、达、雅”。有论者指出,严复“言行不一”,更有论者指出“雅”是严复的译作“不忠”于原作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变译”的研究却微乎其微。本研究通过分析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中文全译本和变译本,通过描写和解释的方法来讨论严复在《天演论》中使用了哪些“变译”方法及其使用原因。本研究搜集了292条变译预料,然后选取了62个例子进行了分析。本研究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严复供采取了5种变译手法；严复的“变译”是一种宏观的翻译方法,不仅限于词句的翻译,翻译的单位扩大到了句群、段和篇。另外,严复在使用“变译”方法对原作改写后,原作的意旨并未减少,但内容有所增加,达到了他宣传“进化论”的目的。因此在翻译研究中,我们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从整体上来对待译作,而不是仅仅将目光锁定在单个词语或是语序的对应上,关注译者的翻译目的和译作对原作信息的高效摄取。本研究还采用描写和解释的方法,通过分析严复的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进-步探讨了严复使用“变译”方法的原因。通过对《天演论》中语料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影响严复使用“变译”手法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意识形态、诗学、读者的期待、翻译目的等。本研究还发现,“变译”是严复解决翻译三难“信、达、雅”的方法。“信、达、雅’和“达旨术”是一个有机整体,蕴含着严复的审美观和文化观。从语言方面来讲,“变译”的最终目的在于求“达”,求“达”即为求“信”；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二者,严复还要求自己做到“雅”,这是译者对自已译作的最高审美要求。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严复借引入西方先进文化来反观、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了翻译的社会功能。提醒我们在引入外来文化时要去粗取精,且要积极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另外在文化观上,应坚持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反对霸权主义；而要做到以上两点,真正地实现文化交流,“删削取益”则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办法。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信、达、雅”和“变译”是翻译观和翻译方法的关系。在翻译实践中,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就作出了回答。另外,语言和文化是另一个有机整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对语言具有约束作用,二者应联系起来对待。翻译的意义即在实现它的社会功能,我们除了应该客观地评价严复的翻译观和翻译方法,还应学习严复的文化观。严复的“变译”方法对当今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在对待译作的态度上,我们应该宏观地考虑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目的,而不应仅仅计较一词一句的“得”与“失”；在对待文化摄取的问题上,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通过“以中会西”等方法来引入外国先进的文化,发明并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真正做到文化交流和文化交融,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本研究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是导言。第二章是文献综述。第三章是语料及语料研究方法介绍。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总结了严复译本中使用的变译手法,主要包括增译、减译、编译、译述和改译。第五章主要讨论了严复使用“变译”手法受到的意识形态、诗学等文化因素的操控以及严复翻译三难之一“雅”中包含的美学思想。第六章探讨了本研究的发现以及启示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