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信访是我国当前两个非常重要的权利救济路径。信访最初的设计是作为一种辅助性质的制度,但由于其自身便捷的内在属性,使其逐步扩张为当前与法律并行的一种制度。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进程加快,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治理将主要依靠法治路径进行化解,信访的一些问题逐渐在法治进程中凸显出来,信访并非完全与法治冲突,究其影响法治的关键问题,主要在于涉法信访。当前关于信访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对与涉法信访的研究却寥寥无几。通过对涉法信访、涉诉信访、行政信访等相关概念的辨析,结合本次的研究范畴,可以确定我们所说的涉法信访,指的是在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对于那些已经或者应当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或者应该被司法部门或执法部门受理的案件的处理过程、判决结果不服,或者对于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作为与不作为所提出的控诉和请求未能如愿,从而转向寻求法律程序以外的请愿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向国家党政机关的信访。涉法信访的的词语虽然产生于现代社会,不过其实践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回顾与探索我国古代“涉法信访”的概况、我国近代“涉法信访”的演变、我国现代“涉法信访”的发展、我国当前“涉法信访”的现状四个方面的内容,并结合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对于涉法信访的实践,包含党的群众路线下对于涉法信访的建立,拨乱反正中对涉法信访的重视,以及后来党和政府对涉法信访的规范,和当前依法治国背景下对涉法信访的治理,可以发现当前处置涉法信访存在许多困境与难点。这些困境涵盖了行政权对于司法权的干预与审判独立之间的矛盾、人治型的工作方式与法治要求的背离、数量庞大的信访机构与信访处置效率的悖论、维稳政治要求与信访依法治理的冲突四个层面的内容。从历史、文化、现实实践、司法体制四个方面对造成涉法信访形成的原因分析,当前在公民层面应培养法治理念、提高法律意识;在司法层面应健全司法体制、树立司法权威;在政府层面要严格分类处理、营造法治环境;在社会层面需规范舆论监督、加强法律援助来破解涉法信访。同时应界定清楚诉讼与信访的职能,转变信访的功能,强化其政治参与功能,弱化其权利救济功能,也应该建立涉法信访的终结制度,避免问题久拖不决。最后应通过执政党自上而下的示范和政府对法治程序的遵循两个方面来培育我国的法治文化,彻底破解涉法信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