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过去几十年深刻的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发展,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稳定的保持在世界前沿水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经济高速发展直接导致城市用地规模向周边地区的迅速扩张,集体土地的征收与房屋拆迁政策成为稳定城市建设用地供应的重要保障。在土地征收与拆迁政策的贯彻落实过程中,农民群体的财产权益不断受到侵犯,导致强拆、抗拆、上访、警民冲突等问题屡见不鲜。土地征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重要风险隐患。因此,对于土地征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机理需要我们不断对其进行剖析与研究。然而,已有文献更多关注的是土地征收拆迁冲突产生的具体原因,少有学者侧重于对土地征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演化机理的研究,基于农民群体心理视角的研究更是少见。而且,现有的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缺少对被征迁群体心理层面影响指标的考虑。有基于此,本文以价值累加理论的六要素为分析框架,对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心理诱因以及发展机理进行研究,并尝试运用博弈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群体心理理论阐释被拆迁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心理演化机理。其次,基于本文对土地征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被拆迁群体心理的研究,尝试从维权农民心理视角完善现有的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首先,第三章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分别分析土地征收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心理诱因。宏观视角,运用价值累加理论六因素分析框架的前两个因素—结构性诱因与结构性紧张,探讨了我国社会结构变迁致使底层民众对社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公正失衡感与社会焦虑感等不良情绪;微观视角,以博弈理论为分析工具,阐释被拆迁农户在农房征迁中的弱势地位,土地权益遭受强势群体的侵犯。随着被拆迁群体不满情绪的不断累积,他们在个体层面形成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与仇视社会的一般化信念,这是第四章中土地征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要情绪蓄积过程。其次,第四章以价值累加理论的后四因素作为分析构架,尝试解析土地征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不同阶段人群集聚的机理。运用智猪博弈理论分析维权村民个体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并有基于此阐释意见领袖的产生原理;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社会情境、社会(同伴)压力、维权心态等因素对利益受损村民集聚为小群体的推动作用(即个体发展为小群体的动力机制);分析从众心态、群体的隐匿性和群体情绪传染机制对规模群体形成的影响(即小群体发展为规模群体的动力机制)。另外,本章对不同人群规模阶段可能产生的破坏性也进行了探讨。随后,第五章以“广东乌坎事件”为分析案例,以价值累加理论的六个递进因素作为乌坎群体性事件发展的叙事框架,运用上述人群聚集机理分析乌坎事件中农民个体在短时间内聚集的心理驱动机制。第六章选用现有学者在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过程中常用的指标,并结合本文对社会风险心理演化机理的研究,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完善现有的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最后,第七章基于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结果,建议从社会心理预防、完善土地征收法律法规、完善农民利益诉求-沟通-回应机制以及引导民众树立健康的人生价值观等方面构建预防或降低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的机制。第八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