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后人眼中总是一幅沧桑凝重、不苟言笑的忧国忧民模样,然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郑玄有言:“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一直以来,研究者对杜甫之矜庄关注甚多,戏谑则较少在意,经检索杜诗全集,得110首戏谑诗,占杜诗存世总数近1/10,故本文拟从戏谑一途入手,以既有材料为凭依,以数量统计为手段,以逻辑推理为桥梁,力图全面分析杜甫戏谑诗的风貌,并对其价值作较公允的判断。杜甫戏谑诗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戏题诗研究的面目出现,然而戏题诗并非皆属戏谑,非“戏题”诗中更有大量戏谑诗存在。另有一些研究者认识到其局限,逐步摆脱戏题的束缚,改从杜诗的内容审视其中的戏谑,但模糊不清处仍然存在。研究者论述时只选取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作品作为例证,亦即只选取部分戏谑诗作为研究对象,未基于大量样本的研究是否能全面而真实地反映杜甫戏谑诗的基本特征,有待商榷。为了弄清戏谑诗所指为何,核心概念“戏谑”的界定是为首要。本文认为只要谈吐、文章能逗人发笑,即可目之为戏谑,这种笑在心态上较为平和,与充满敌意、蔑视的冷笑等不同,有所克制,隐含对客体的怜惜与宽容。与其类同的概念有“嘲谑”、“嘲戏”、“诙笑”、“诙嘲”、“诙俳”、“诙谐”、“俳谐”、“谐谑”、“滑稽”、“幽默”等;为避免对戏谑诗的错判,对诸如“机智”、“讽刺”、“风趣”、“游戏”等似类实异的概念同时作以区分。另外,为了更清楚把握戏谑创作的流变,将戏谑诗放在整个戏谑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溯源亦为必要,唐前戏谑文学发展情况可分三个时期。先秦的戏谑文学除《诗经》外,主要为内谑型,是为戏谑滥觞时期;两汉时期,内谑型、外谑型文学作品的创作自觉性得到质的飞跃,戏谑文学渐获其艺术独立性。至魏晋南北朝,戏谑文学应用到各个文学体裁。可以说,戏谑文学至唐前已粗具模型。为唐代戏谑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艺术空间,给杜甫创作戏谑诗提供了可资借鉴学习的可能。虽然如此,直接促使杜甫参与创作的原因,仍离不开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他本身的性格。威廉·坦普尔认为产生幽默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允许存在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政府”,唐代的社会政治现实使戏谑成为风尚变得可能,事实上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弥漫戏谑的氛围。帝王普遍对戏谑抱有宽容和偏爱,朝野诸如大臣、选人、百姓、三教人士等对戏谑亦极其热衷,皆能用戏谑的态度对待人生。就杜甫个人而言,史书中关于其性格的记载很少,且记事颇有值得怀疑推敲之处,考察杜甫诗文及交游情况,可知其性格中有戏谑成分。这些都构成其戏谑创作的背景。本文对杜甫戏谑诗篇目进行分类分期统计。从中可见杜甫戏谑诗的创作主题可分讥议时事、调侃亲友、自嘲遣闷、闲情逸趣四大类,后三类是杜甫戏谑诗的主要内容,表现亲友间的调侃,对自我郁闷的排解,及对人生困境的超脱。讥议时事只占很少一部分,这与杜诗其他作品经常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等宏大主题、深刻思想无可比拟。然而,借戏谑诗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心与外物的矛盾,是杜甫人际交往、人生出处之间的真实写照,是以戏谑诗乃是我们认识杜甫如何在艰难泥涂中行进的有效维度。本文从宏观(篇章之结构)和微观(语言之修辞)两个方面对杜甫戏谑诗的创作手法作了考察,经统计,卒章显志、开门见山、承上启下三类结构中,以卒章显志为主;语言上则主要有夸张、比拟、反语、旁逸、对比、用典六种修辞格,其中又以夸张、比拟居多。杜甫在创作中大力试验和探索,使其风格趋于多样化,这种探索蕴含着对更高的诗歌艺术的努力追求,从中寻出最适合的、最具艺术表现力的创作手法,最终得以形成自己独特的主导风格。杜甫戏谑诗的价值较少为人挖掘。从横向看,戏谑诗在杜甫逝世前后的率先流传使其在杜诗传播中具有先导意义,为杜甫其他诗歌的被接受提供了受众基础和可能;从纵向看,大量戏谑诗的流传存世、语言的雅俗相并、多维主题的集成、创作手法的多样而有所偏重,以及戏题诗类型的开拓,使杜甫戏谑诗在戏谑诗的历史发展中足堪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