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1887-1969)，江苏嘉定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文化、政治、哲学、宪法领域都十分活跃、颇有成就与影响的政治家及哲学家。他之所以闻名于世，一是其发起“科玄论战”，将“人生”问题纳入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旋律；二是其以儒家思想为进路，推进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并为近代中国引进宪政思想的千秋“事功”，被后人称为“宪政之父”。“人生观”是他依照儒家心性之学，回应时代新问题，在内圣层面所做的超越与创化；而“立宪之事功”则是其开创的外王事业。作为现代新儒家，张君劢不仅从理论上建立起以“万物之有”、“致知之心”为核心范畴，以“自力更生之多形结构”为特点的新儒家思想体系，而且作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更多从儒家践行层面上建立起宏大的外王事业。他曾自述“徘徊于学问国与政治国之间”，如果说学问国是其对儒家内圣的探究，政治国则是其外王的开拓。 一般而言，海内外学术界肯定张君劢作为政治家、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建设、宪政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影响，但对其作为思想家的学术理论体系往往研究不多，评价不高。这无形中削弱了张的影响，也泯灭了其作为新儒家所阐发的人生哲学智慧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所应有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生观问题，人生哲学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部分。本文在广泛吸收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人生观问题”为切入点，探索研究张君劢思想演变的心路历程，全文共分七章，就张君劢新儒家人生哲学体系做出了分析与综合评价，旨在揭示其人生哲学体系的内在意蕴与独特学术价值。 第一章通过对“中国近代文化流变”、“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分析，指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人”的问题的凸显，既是“救亡图存”实践的当然结果，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其中，“人生观”则是这种近代文化“人”的凸显与转向之枢纽。 第二章考察了“科学”概念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指出中国近代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