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不仅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以及要素成本不断高企等内部约束,更面临着外需不足、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等外部约束。在此背景下,正如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指出：要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引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因此,如何提高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以此谋求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新地位,已经成为摆在理论和实践部门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和二元边际法分析了进口技术溢出、制度质量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进口技术溢出、制度质量通过降低出口“调整成本”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从而影响出口边际,出口边际的变动引致出口复杂度变迁,更进一步进口技术溢出、制度质量对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影响更甚,从而表现为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规模性增长,进而表现为一国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然后以EXPY模型测度了出口复杂度指数,以主成份分析法测度了制度质量综合指数,以CH模型在考虑行业知识源异质性的情况下测度了进口技术溢出。测度结果表明世界出口复杂度整体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度质量水平存在明显差距,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是进口技术溢出的主要载体。接着利用43个国家1997-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动态估计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进口技术溢出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突出。来自不同产业的进口技术溢出对不同类型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制度质量对发达国家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突出。制度质量与进口技术溢出交叉项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促进效应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适度扩大进口规模,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加强制度建设,改善制度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