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疏是中國古典詮釋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詮釋體裁之一。一切中國古典詮釋體裁所使用的詮釋方法,所具備的詮釋功能,所經歷的詮釋演變過程,均體現於義疏之中。可以説,義疏是中國古典詮釋體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義疏文本,發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觀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歷時變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釋文本為核心的整個中國古典詮釋史,進而從詮釋向度重新反思學術史、思想史,觀照人類思維向度及其趨勢。本文旨在綜理既有研究基礎上,探討義疏研究中的重難點問題,並經由義疏研究,嘗試創建義疏學適用方法論,為後續研究提供範式支撐。基於新見從詳,無則從略的原則,概述如下。緒論部分,釐清與義疏相關的學術概念,分析義疏含義,確定義疏研究範疇。在義疏研究領域,首次明確區分義疏、義疏研究、義疏學、義疏之學、義疏學研究、義疏之學研究六種概念,糾正了以往學界混稱義疏、義疏學的問題,為義疏學在學術意義上,成為一個中國古典詮釋學下的研究分支,確定了研究範疇。本章首次全面梳理義疏研究史,為學科分支意義上的義疏學,奠定了學史基礎。第一章,首先,明確義疏的概念與範疇,解決了義疏研究長期存在的義疏含義及判斷標準問題,從而與其他“疏”體有效區分,完成了義疏研究的概念準備。其次,歸納義疏具有的七種基本文本體式,分析其詮釋意義與學史價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進一步探討義疏起源問題。義疏最早出現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紀中後期,確定不晚於五世紀前期。佛疏出現最早,在五世紀前期以前;其次為道疏,在五世紀前期;最後為儒疏,在五世紀中後期。促成義疏起源的因素有三類。第一,物質載體,即基於紙寫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淵源。主要源於魏晉時期流行的玄學與清談辯論。第三,體裁淵源。對義疏起源有顯著影響的詮釋體裁有二。其一為集解體。其二為問答體。與義疏起源有關的問答體有二。一為魏晉時期以“問答”為主要內容的議論體裁。二為印度傳統的“釋論”(奢薩咀羅、優婆提舍)中的問答體裁。另外,兩晉時期出現的“合本子注”,在題名與行文方式上,對有些義疏,如《喪服小記子本疏義》,有一定影響。因而也可視為義疏起源的一個相關因素。第三章討論義疏的詮釋層級,並在全面總結注、疏詮釋關係既有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檢視“疏不破注”問題。首先,分析義疏詮釋層級。義疏詮釋層級十分多樣。過去作為學界常識的兼解經、注即為義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義疏兼解經、注,只適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問題。“疏不破注”原為“疏不可破注”之義,是一種詮釋原則,而非“疏不會破注”,即一種詮釋現象。前者正式確立於初唐《五經正義》,後者為清代以來學者的誤解。作為一種詮釋原則,“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階段。第一階段:南北朝隋代。此時尚無明確、統一“不破注”的原則。時人雖有守注之意願,乃至設立遵注之體例,但在實際詮釋中,仍以實事求是之理念,時或破注。初唐《五經正義》以前,義疏在處理注、疏關係的問題上,實則無“破”與“不破”的明確概念,更無具體原則。破注與否,皆取決於編撰者個人學術意志。不過,總體上看,義疏仍以不破注為多,破注並非主流。第二階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經正義》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確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則。在實際詮釋中,雖因沿承舊疏或參與修疏者學術習慣等,仍不免有破注現象,但從總體上看,此種現象已大為減少,不破注乃至明顯守注、護注的現象更常見。從初唐儒疏破注情況看,破注分為破注文與破注義兩種形式。破注文相當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為注之功臣。破注義即反駁注釋之義理另立新義,此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兩種情況,即守注與參注。若只懷疑注義而非反駁,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來,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據淵源,在於義疏對注解經傳時所述義理、情理是否認可。若是其義,則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則疏破注。對“理”的追求,體現了義疏的詮釋活力與獨立的詮釋品格。將義疏完全視為經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確認識義疏學術意義。將求“理”,替代為從“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纔實現。然而這種從“注”而非求“理”的詮釋標準,受到一些中唐學者的反撥。礙於御注、御疏的權威壓力,他們只能在義疏之外,另闢蹊徑,最終發展為北宋新《春秋》學與理學,即義理思辨性經學,代替了南北朝以來,以義疏為重要學術載體的考證詮釋性經學。可見,義疏之衰,即源於割斷自身求“理”之傳統。第四章,探究注、疏合會問題。在文本組織類型上,義疏可分為單疏本與合會本合會本係由單疏本與經:注本結合融會而成然而單疏本與合會本之關係,未必是前者單向融入後者,二者之關係,比學界以往認為的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更複雜,只能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義疏從單行到合會,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較大變動,還改變了讀者的閲讀方式與習慣,影響其閲讀體驗,進而改變讀者對義疏詮釋地位與功能的認知。義疏文本組織類型的改變,如“蝴蝶效應”,通過層層傳導,最終造成義疏學術層次的變動。而層次的變動,產生反作用力,促使組織類型的改變更加固化。在此意義上,注、疏單行與合會,不僅僅是文本形式結構的排列組合問題,更是一種探索學術史的新維度。儒典注、疏合會時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合會本存在。從義疏文本發展角度看,南宋以前義疏,雖以單疏本為主,但合會本亦不容忽視,從而糾正了以往根據刻本經驗談注、疏合會,忽視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會本的問題。儒典注、疏合會有五種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類,指義疏分别列於經、注之下,分别疏解經、注的合會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類,指義疏分别列於一節經文或傳文之後,其間無注,亦不釋注文合會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義疏列於一個較完整經、注文本單位(句、節、章等)之後,集中詮釋此單位之經、注的合會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會本中,兼有分散甲類與聚集兩種模式者。第五,分欄模式指經、注與義疏分欄列出的合會模式。合會的歷史動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讀、參考、記誦。第二,便於查詢經、注、疏具體內容。合會的學術史影響有三。第一,加劇文本結構的碎片化,造成義疏實際學術地位下降。第二,加重異文問題。第三,促進注的經典化。第四,凸顯義疏繁瑣之弊,間接引起經典研究範式轉變,在學理上宣告了漢唐之間,以經典詮釋為主要成果的經學研究範式的終結。在有合會本的情況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採用單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響。第二,講讀習慣。第三,寫鈔本流傳之局限。第四,古人觀念上的經、注與義疏的詮釋地位、詮釋風格差異。合會本與單疏本長期並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學精英對提升士子經學素養的要求。第二,文本複製方式限制與應試需求之間的互動。第五章,探究義疏科段問題。首先,分析科段含義,與章句相區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須同時滿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為判定科段之充要條件。其次,考察科段演變歷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紀中後期的釋道安,最遲不晚於五世紀前期。印度佛典科段當以世親等為最早,約在四至五世紀之際。中土佛典科段被納入佛疏,就現存可考文本來看,當以南朝宋道生《法華經疏》為最早。科段被義疏吸收之後,經歷了先由簡入繁,而後分化演變的過程,分為四大階段。第一,漸興階段,即五世紀前期至六世紀初。第二,興盛階段,即六世紀初至七世紀中期。第三,分立階段,即七世紀中期至十二世紀初。第四,衰變階段,即十二世紀以後。最後,選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邏輯結構與詮釋特點。在此意義上,科段成為中古以來,儒、佛、道“興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學術史價值,即在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