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音乐是唐代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是外来音乐亦即胡乐,与本土音乐交融的关键时期。经历安史之乱,胡乐在唐王朝的发展日益扩大,而华音则呈逐渐衰落之势。音乐发展形势与当时藩镇割据的政治形态恰相呼应,势必引起士人的忧虑与紧张,进而对这种形势作出反应。其中,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张籍、王建、张祜等人积极表达自己的音乐态度,并逐渐渗透进诗歌的写作中,在当时具有典型性并形成一定影响。其他如杜佑、高郢、裴度、梁肃、李程、周存诸人也积极参与了音乐讨论。这些士人关于华音与胡乐的讨论,使得这一时期的音乐具有反映中唐政治、文化的特殊意义。本文围绕华音与胡乐这一中心问题,以中唐士人对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态度作为研究对象,来关照中唐士人的思想与文学,也借此角度窥探安史之乱后士人对社会的反思与重建。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分析中唐音乐的发展背景。就胡乐来说,胡乐在初盛唐时期就开始兴盛,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宫廷。安史之乱后,胡乐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地方和民间,对军乐也有所影响;就华音而言,雅乐受安史之乱的冲击巨大,重要的发展因素被瓦解。虽然肃宗、文宗朝采取了一系列恢复雅乐的措施,但成效不大,在贞元、元和之际,也出现了相应努力,试图恢复礼乐的权威性。第二章探讨中唐士人对胡乐的矛盾态度。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少士人表达出强烈的反胡观念。其中,元白二人在新乐府诗歌中的反胡之声最具代表性,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正是中唐政治形势的严峻化,促使士人音乐文化心理发生转变,华音本位的思想得到强化,胡乐成为被排斥的对象。但抛开政治立场与士人身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自觉的流露出对胡乐的喜爱之情。这一矛盾的音乐态度实际是士人音乐思想在不同层次多元反映。琵琶作为典型的胡乐乐器,士人对它的态度有一定代表性。第三章分析中唐士人对传统音乐的态度及文学表达。面对日益衰败的传统音乐,中唐士人试图通过音乐复古的方式,来重新构建华音发展的体系。首先是对礼乐的重建,白居易、柳宗元二人能够自觉站在国家立场,完成“正礼作乐”的礼乐构想与实践。其次是乐府观念的复与变。张籍、王建主张学习汉乐府民歌传统,属于复古层面。而元白的新乐府观念主张诗乐结合,属于对乐府观念的更新。最后,以中唐士人对琴乐的大力提倡作为个案,可见士人对雅正的音乐追求。第四章探讨中唐士人对流行音乐的文学实践。中唐时期胡、俗二乐相互交融,社会享乐之风盛行,音乐呈娱乐化发展趋势。基于这种音乐风气的漫衍,燕乐快速的发展,主要集于江南、四川两地。相应的白居易、刘禹锡对文人词创作积极尝试。同时,一些文人另辟蹊径,化俗为雅。其中,刘禹锡的《竹枝词》是对巴楚民歌的借鉴与改造,张祜诗歌中也包含着谣曲风俗的书写。他们对民间俗乐的文人化书写,使民间俗乐被更多人接受、传播。中唐士人对音乐问题的思考与反思,关涉到古代的音乐观、文学观、文化观,也能说明其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