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自古以来都离不开土地，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手段。因此，费孝通当年作研究时，将中国农村看作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今天尽管农民还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中国最广大的地区仍然是农村，但农民已不再是一个“捆在土地上”的人群了。城市化和不同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赋予了广大农民脱离土地的理由与途径。其中，依托自身优势条件积极参与到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之中，成为了很多乡村社区绕出农业，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手段。　　 旅游发展给乡村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已经成为了旅游相关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却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盲区：　　 第一，研究案例地多选取乡村本身作为旅游吸引物的社区，例如西递宏村等，对非旅游吸引物且处于周边景区旅游发展影响范围之内的乡村社区研究较少；　　 第二，传统的研究着重探讨旅游行业的增长对其他相关产业部门的促进作用，这种孤立地探讨旅游的经济影响不足以反映总体性的社会事实；　　 第三，学者们多在宏观区位尺度下研究旅游对乡村社区的社会经济影响。这类研究多从区域的和国家的视角出发，而缺乏对微观区位(乡村社区相对于旅游吸引物的地理区位)对相邻乡村社区产生不同社会经济影响的合理解释。　　 因此，本文采取一种将社会结构、村庄政治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策略，通过对社区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反映出在相同旅游要素介入下，拥有不同区位条件的相邻乡村社区如何走出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变迁路径。　　 本次研究将选取丹霞山风景名胜区内三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历史资料收集、半结构访谈以及非参与式观察等手段进行记录和收集资料，并采用对比分析和“过程一事件分析”等方法对所有记录和资料进行梳理，以“三村跳出农业参与旅游发展”、“不同微区位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变迁”和“社区参与旅游模式和合作机制的差异”作为基本线索加以叙述和解释。　　 通过研究发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居住在旅游区附近村落居民的从业结构正在由原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向农商结合的模式发生转化，而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迁、财富的再分配以及社会结构的重新分层。　　 以上对丹霞山风景区内三个自然村的案例研究揭示出三个方面的结论。首先，区位条件决定了乡村社区参与旅游的初始状态，而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则由于受到客观偶然事件、精英作用和村治效果等因素的影响而在不同社区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其次，三村由于参与旅游而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需要一系列与本地惯例相适应的乡村制度的支撑。这些制度既体现了地方的特征，又通过对村治的影响进而反作用于旅游参与的过程；最后笔者提出，仅仅通过三村来总结乡村社区参与旅游的最优模式是很单薄的，要从这个视角研究庞大的中国农村，需要大量的案例比对和精细的分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