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的重要一支，它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否定世袭贵族代代传承的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新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法家发轫于战国初的李悝，大盛于商鞅，集大成于韩非，在其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缔造了秦王朝的辉煌，也使法家思想的影响达于极盛。但重刑伤民，秦的灭亡使法家名声扫地，法家开始走向衰落。而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六七十年间，出现了一个“后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重新活跃，并针对新的历史形势改造和包装自己，先后出现了“新儒家”和“新道家”，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则与之形成鼎足之势。晁错作为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升平治世之中看到了西汉王朝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对汉初日渐严重的诸侯王问题、匈奴问题、土地兼并问题等，都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如针对诸侯王问题的“削藩策”，针对匈奴问题的“戍边策”和针对贫富悬殊问题的“重农策”等，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这些政策主张，尽管在执行中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总体上还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不少政策对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比如屯田制度。晁错最有影响的政治行为，就是倡导“削藩”并因而推动了封建制的寿终正寝，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在思想调整上，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一是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将商、韩“直线进化”的历史观进行翻新，变成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且以之为理据，反对“无为而治”，要求皇帝“躬亲”有为。二是商、韩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强调赏罚和暴力，目标是“得天下”。新法家改定政治目标为“安天下”，于是去除传统法家的“因人情”，而把儒家的“得人心”（人之“欲寿”、“欲富”、“欲安”之心）拿过来，以让“天下乐其政”，在治国理政上形成一种温和平实的风格。三是晁错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了申、韩尤其是李斯理论上的极端“君主本位”，一方面实现了对前期法家商鞅、慎到“国家本位”的回归，一方面吸收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以使法家面貌显得更加柔和。汉武之后“新法家”终被抛弃，不是君主怀疑它的忠诚和功效，而是儒家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其内涵不但包含了法家思想的合理成分，而且还能提供法家不具备的深厚文化传统，更有利于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法家的潮起潮落，都是皇权-官僚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精心选择的结果，但同时也由于其自身的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在法家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中，缺少一种能使君臣民众全覆盖的共同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减弱了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约束的积极性。其次，法家思想所依托的师承关系和学派组织并不严格规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法家在组织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最终阻碍了其扩大影响的道路。再次，法家思想所衍生出的政策虽然高效有力，却通常简单粗暴，对民众缺乏欺骗性。随着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和谐稳定成为首要目标。晁错的新法家思想虽然吸收了各家学说，讲究平和执政，但法家理论自身的内在缺陷却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尽管法家学派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法家思想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真正的销声匿迹。虽然“独尊儒术”后法家再也没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论著出现，但法家的思想却一直以“潜流”的形式影响着古代社会的政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