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的动因与影响研究对于理解反倾销如何发起以及企业如何应对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多注重宏观层面的分析,而少有微观企业层面的探讨。特别是对反倾销的影响研究,多从贸易流量以及出口二元边际的角度出发,而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发展前沿的、对企业行为进行影响效应分析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还比较缺乏。论文基于国家、行业、企业间和企业内等不同层次的异质性视角,对反倾销的动因以及对出口企业的微观影响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反倾销发起的模式和规律、以及出口企业在面对反倾销时基于产品和市场选择的应对策略与效果,为我国制定相应政策从而帮助企业增强出口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论文首先结合反倾销动因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分析,以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分析为基础,采用宏观经济数据、产品和行业层面的数据,分别从宏观经济因素、策略性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角度探讨了新兴经济体的反倾销模式与动因,并深入分析了反倾销发起的国家和行业异质性。其次,基于多产品企业模型的理论分析,采用2000-2009年工业企业与海关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多产品企业遭遇反倾销后的出口产品调整,包括产品范围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核心产品转换,并对以核心产品为基础的产品异质性效应进行深入探讨。再次,论文通过对质量内生模型的分析,利用2000-2009年的海关数据检验了反倾销分别对出口企业产品单位价值、产品质量以及质量调整价格的影响,并对企业间和企业内的异质性反应分别进行检验。最后,论文还探究了反倾销的间接影响,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市场进入退出的影响,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模型为研究基础,分别从企业内产品间以及集聚区域内企业间的贸易政策信息传递出发,以反倾销目标产品和相似产品为对象分析了企业的市场进入退出选择。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论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首先,中国的反倾销模式比印度更有规律性,各方面因素都较好地解释了中国反倾销发起的原因,其中经济增长、反倾销“俱乐部”效应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参与均显著抑制了中国的反倾销使用。中国和印度的报复模式和传播模式不同,印度与发达国家更为相似。中国的反倾销发起具有很强的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异质性特征,而印度反倾销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的差异性不大。其次,企业在反倾销影响下会收缩产品范围,且在全球市场的产品收缩比在特定市场中更加明显,同时反倾销促使企业在特定市场的产品结构偏向其核心产品,而在全球市场中没有显著变化。反倾销对企业产品范围的负向影响主要来自遭遇反倾销的核心产品,如果非核心产品遭遇反倾销,则企业产品范围所受影响较小。反倾销加快了企业核心产品转换,并使其核心产品的表现更差。尤其在特定市场中,无论面对反倾销的是否为核心产品,都会对企业核心产品转换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稳定的核心产品更有利于企业对核心产品的改进。再次,在反倾销影响下,出口企业的平均产品质量会上升,而平均价格则会下降,同时该效应在距离更近的市场中表现更为显著,且各行业中遭受反倾销最多的钢铁行业反应却更不明显。反倾销后,竞争力差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平均的出口企业竞争力。同时反倾销会促使在位企业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提升产品质量、降低价格,改进企业的竞争力水平,而这种资源再分配主要流向企业原本具有优势的市场和更接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且该效应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减弱。最后,反倾销引起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减少出口目标产品企业的新市场进入,且在经常使用反倾销的国家中该效应更加显著。对于相似产品的新市场进入也有类似效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会减少出口目标产品企业的市场退出,但对于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其退出概率则会下降。企业相似产品的市场退出概率会下降,同样是由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引起。贸易政策信息还存在区域内的溢出效应,在反倾销信息强度高的集聚区域,非目标企业的新市场进入概率也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