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产生史学大师的时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史学界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有三位史学大家显得格外耀眼,他们引领了中国新史学的三大方向,使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绚丽图景,这三位史学大家分别是傅斯年、钱穆和郭沫若。本文共分四章撰述：引言；第一章,傅斯年、钱穆、郭沫若的史料收集及其整理方法之比较；第二章,傅斯年、钱穆、郭沫若的史学诠释方法之比较；第三章,傅斯年、钱穆、郭沫若的史学方法异同原因之分析。通过分析,文章认为：二十世纪前半期傅斯年、钱穆、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史学大家。他们在各自的史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体现了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的进步性与多样性。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又存在着诸多分歧,反映出彼此之间治史特点的差异,同时在治学旨趣上又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的学术影响、学术气象存在重大差异,在指导思想、治学旨趣上分别属于同一时代的不同流派。傅斯年主张以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钱穆主张辞章、考据、义理相结合,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己任；而郭沫若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规律。三人之间横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同一时代,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中,三位史学家在比较中做出的各自选择。但与此同时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出共同的特征：一是大变革时代的深刻烙印,二是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既蜀学大师刘咸炘所称的“时风”和“士风”,即时代的影响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对他们三位史家的史学方法的相似点进行比较,有助于清楚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多途并进,最终又殊途同归的发展历程。因此从这样一种角度来研究和比较三位史学家的史学学术方法,给予这三位史学大师以更加准确的学术定位无疑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