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全球一体化运动,西欧是其发祥地、辐射源。如果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视角来看,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中世纪封建生产方式的过程;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可阐释为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与封建主义国际关系双向互动的过程。由于中国的近代化是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西方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撞击而才发生了从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因此,近代中国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转型是西力东渐的结果。而问题是在西力东渐之前,亚洲早就存在着一个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以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为联结纽带的东亚宗藩国际体系,而且它是亚洲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国际体系,它有着自身的特定的规律和自身运行的独特秩序。因此,西欧进入亚洲时,也有一个面对来自于亚洲冲击的问题。　　那种单方向、直线形的“西方中心论”的研究视角,宏观上会人为抹煞亚洲的独特特点,微观上更会人为忽略不同国家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故本文从两大国际体系互相转型的视角,即欧洲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在取代中世纪封建主义国际体系(以基督教神权统治为核心)后,又掀起了对东亚封建主义国际体系(以宗藩、朝贡为主要特点)的冲击。这样就为“球案”的发生创设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也正是在对比两大国际体系相互冲击而体现出的优劣之后,日本才最终作出了由“联亚抗欧”转变到“脱亚入欧”的。故本文摆脱单纯从宗藩体制论述“球案”的局限,把其放置于两大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既拓宽了与“球案”历史地位相称的研究视野,又借助这一特定历史个案深化了对晚清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探讨。　　近年来,对“球案”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其切入论述的视角大多是宗藩体制,但把“球案”交涉放置于两大国际社会体系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论述,中日双方的研究成果却极少。即使多少有所涉及,也仅把它放于历史长时段的从属地位,要么语焉不详,一带而过;要么把它放置于狭隘的视阈中,就事论事,甚至出现以偏概全,歪曲历史客观事实的情况。　　“球案”是东亚宗藩国际体系开始崩溃的标志,本文把“球案”这一历史个案放置于上述大背景下,在概述了欧洲、亚洲以及中日两国在地缘政治转型时的不同感知、反应和应对的前提下,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中日两国在“球案”发生及交涉过程中迥乎不同的表现,在多向对比和宏观视阈下、微观操作中透视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而揭示晚清社会早期现代化和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艰难与特点,如落后观念的制度化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障碍之一等,以资借鉴于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