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依据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上海的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现代知识女性成长的过程。全文共六章,约19万字。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大众传媒更是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着城市的现代化,都市的女性生活也发生着重大变化,报刊、杂志是女性生活变迁的重要记录者,对女性解放也起着重要作用;知识女性逐渐成为一些报刊、杂志的掌控者,借助于大众传媒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以往对女性的研究多取思想史、文化史、生活史的角度,忽视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足以充分揭示知识女性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程。因此,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深入探讨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强国环伺的困境中突围,当时与女性有关的报刊主要聚焦于助力国家强盛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五四时期,女性作为“人”的价值被突出出来。《妇女杂志》和《新女性》等女性报刊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问题的研究,为妇女解放开辟了道路,为近代中国女性的觉醒提供了理论和实际的支持。但当时妇女解放的思路,多半由男性知识分子传递给女性,女性还未挣脱被男性启蒙的角色。由于知识女性的缺席,由男性知识分子提出的妇女解放口号和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爱国知识分子“保国保种”的忧患意识,使妇女解放被纳入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结构中。尽管妇女解放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女性基本还是处在喑哑状态,女性话语缺乏独立性。三十年代的上海,由于其开放的姿态以及租界的特殊政治设置,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都向上海集结,代表着不同阶级、党派、团体的报刊杂志急遽增加,彼此竞争,力图在上海文化场攫取更多的控制权,以消费为诉求的通俗期刊也在争夺市民读者,都市与大众传媒“合谋”将女性变成消费的对象。尽管此时上海已经诞生了由知识女性主编的期刊,但它们或者如《北斗》被党派团体控制,成为某些社团的发言阵地,或者如《女子月刊》虽有众多的女性编者,但仍然是在男性主编者控制之下,或者如《妇人画报》将女性视为消费对象。女性话语交织在政治、阶级、商品中,不能完全呈现女性自己的声音。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从“孤岛”到沦陷,政治文化背景更形复杂。特别是在沦陷时期,由于日伪政治势力对上海的完全控制,政治成为禁区,国家、民族这些被男性热衷的话题不能展开。在男性知识分子集体处于失语状态时,知识女性才真正能够掌控文化资源。知识女性主导下的《女声》以“女性之声”为追求目标,站在女性立场公开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建立起让社会各阶层女性发声的平台;《天地》则大胆讨论女性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生育、欲望、衣食等,使大众传媒的话题从民族、国家、政治、战争等主题中拓展到人类基本的问题,充分反映出女性自我意识的建立。在现代思想史上,男性知识分子扮演着对女性启蒙的角色,而女性的声音却只有在男性失语之时才能发出,这实在是一个吊诡的现象。本文以张爱玲为个案,通过考察张爱玲与上海沦陷时期《杂志》等期刊以及1947年的上海电影的关系,具体分析大众传媒如何创造“传奇”张爱玲,探讨现代大众传媒对知识女性从传统到现代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张爱玲借助大众传媒从末代贵族成长为现代知识分子,她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庙堂意识和精英姿态的反思,表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本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由于晚清到民国时期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所建立的公共空间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包括对女性解放的推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不仅成为大众传媒的参与者,还逐渐成为大众传媒的掌控者,女性话语逐渐从国家、阶级、政治等男性话语中剥离出来。知识女性也借助大众传媒对社会发生着一定的影响,她们从女性立场对中国男权历史文化的批判,显示着现代大众传媒主题的深化以及知识女性的成长。她们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个人思想因此逐渐建立,成为真正具有独立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离开大众传媒的视阈,就难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知识女性从传统到现代蜕变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