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僧”不仅和“四王”一起共同体现了董其昌等人所构建的文人画的理想——“共同追求着情趣化形式的自由，同样将信仰支点移入个体的自足世界”，更以一种独立的精神和充沛强烈的情感，通过形式与理论的创新彰显“我”之存在，张扬了自我个性：渐江的画面奇冷，冷到与孤立隔绝的地步；髡残朴茂雄厚，缅邈幽深，显现出一种普渡众生的热情；八大山人的简逸画风中透出悲愤和冷峻，将对世态人情的体悟灌注其中；石涛的画作苍茫豪宕、笔墨淋漓，融万千山水于笔端。　　在师法造化的同时，“四僧”也汲取了传统中国画的优长，并在此基础上为写意绘画实践创造了一种新的图式，并由此将文人画内涵推向了一种极致。在不可抗拒的时代旋涡中，“清初四僧”悲剧性的身世遭遇却同时孕育了艺术创新的奇葩，他们的艺术代表了中国绘画写意精神的巅峰，同时也凝聚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特征。不仅如此他们的画语录也为中国画的时代性发展提供了革命性的美学记载，更是对董其昌精神的深刻解读。正是通过“四僧”的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董其昌艺术思想的精神指向和艺术境界。毫无疑问，“四僧”画是中国文人画发展的巅峰，创造了具有传统美学的图式，这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对文人画创作理念的践行和突破。　　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画坛来说，通过对“四僧”艺术及其他艺术传统的深入研究与挖掘，可以借古开今，为中国画当代发展的定位和走向提供充分的艺术理论指导和绘画实践参照。因此，理解并掌握“四僧”的写意画艺术精髓对于中国画艺术的当代发展与现代性转换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正可谓，艺合于道，是为精神。实者可言而喻，虚者由悟而通为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