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存问题已作为时代性与全球性重大课题凸显在现代人面前。丰裕的物质生活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健康充实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反而被“物”所奴役，个体精神生活及“人”的生存陷入空前的焦虑与危机;同时生态失衡、环境破坏、能源危机、战争和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加剧了人外在的生存困境。寻求解决人类生存的普遍准则和伦理实践是人类亟待解决的伦理课题。　　 与20世纪同时代的弗洛姆，亲眼目睹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变化，深感工业社会对人类身心的巨大影响，立志为当代人寻找可公度的伦理准则和规范。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围绕着“人”的幸福而展开，他在当代伦理学研究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类伦理”。弗洛姆的伦理思想深受弗洛伊德、马克思和犹太文化等多种理论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类伦理学体系。　　 论文首先分析了“类哲学”与“类伦理”概念的由来，它的人性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是类的存在物”的论断，人在历史发展中必然要过渡到类主体的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到类伦理的阶段，弗洛姆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论断出发建立了他的类伦理的人性模式。这个动静结合的人性模式是其类伦理学的人性基础，论文从人生存的两歧和现实困境出发来探讨弗洛姆“人性”理论，在动静结合的人性模式中揭示了人的本质。人在超越“种”的能动性中确认了人“类本性”，即生产性，同时对于弗洛姆的类伦理的其他理论来源也做了分析，为建构弗洛姆的类伦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对弗洛姆类伦理形成的现实缘由进行了剖析:一是全面的异化导致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异化;二是异化引发了人的反馈机制，包括倾向于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和逃避自由;人的反馈机制与异化互进共演构成了类伦理的否定性基础。而这一切的“异化”与工业革命预设的“和谐”密不可分，人追求“幸福”目的的“手段”竟然在工业社会中演化成了“目的”本身，人丧失了生存的真实意义。　　 再次，论文对弗洛姆类伦理的主体素养进行了探讨，它包括: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生产性性格、理性、信仰和良心，其中生产性是根基。人的道德判断与性格有着内在的联系，它是我们行动的动因，而生产性性格是类主体的最重要的素养。论文接着对弗洛姆类伦理的核心原则——“爱的原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爱”包含了关心、责任、尊重与认识，类伦理中结成的“爱”是母权制的“爱”和父权制的“爱”相统一的“爱”，既包含了无条件的宽容和平等也包含了理性，在爱的理论中爱人与爱己是一致。　　 论文对弗洛姆类伦理目标实现的途径进行了论述。弗洛姆类伦理思想的伦理目标是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只有两者的统一才能实现人之幸福。弗洛姆指出他的类伦理目标的实现要通过内在化和外在化的路径进行变革。内在的路径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或顿悟来促使道德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德性的养成来实现;外在的路径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革来实现。　　 最后，论文对弗洛姆类伦理思想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弗洛姆以心理分析作为伦理学的研究的一种方法，是独具特色的。他的类伦理学思想研究中，批判与建构、现实的生存与超越、个体的微观分析和社会的宏观研究相结合、充满真挚关爱的感性与理性想结合，以及素朴的语言、远大的志向和对人类的悲悯之情等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弗洛姆的类伦理思想构建的是普遍伦理学，以批判性为研究方法，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以“人的利益和价值”为最高的目标，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特点。普遍伦理学一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富有“乌托邦”色彩，但今天人类对“普遍伦理学”的需求程度和认知已远远超越了过去，对普遍伦理学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也有了更大的现实的可能性，这正是弗洛姆所期待的，也是人类共同的期望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