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悠久的外交、文化交流史。日本的书道就可作为一个见证,两国之间书法的交流在中日交流史上有着许多重要人物,也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文化交流虽然是一个双面的摄取、吸收对方文化的过程,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趋势和流向。明治时期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治维新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东亚最早一个具有西方国家体制的近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书道在这一时期内,完成了近代化。日本书家也是在这个时期进行了一场“维新”。日本明治维新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的趋向几乎都是日本吸收和采纳中国文化。纵观日本书道史,古代日本也有著名的多胡碑、宇治桥断碑等碑版,但后代的书家并没有把多大的热情放在这上面,而是一直将精力放在以二王和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正统帖学书风上。1880年杨守敬作为清政府驻日使馆官员赴日,并随身携带1,3000余件碑版拓本,在与日本书家交流中,引起了书家极大地关注,并对日本书道的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书家开始把关注点转向了“金石”。杨守敬将日本书坛引向碑派书风的领域,就这样的一次偶然,在日本书坛中引起巨大的波澜。日本书道在明治时期为何会产生巨变?一定是有着更深层原因。本论文主要通过对中日书法交流史和明治维新前日本书道概况的梳理、杨守敬与日本书家交流的考察、探究明治书风嬗变的根源和日本书道在明治维新后的走向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和阐述。其中明治书风嬗变的根源为本论文的重点部分。本论文通过对杨守敬特殊身份和访日期间的活动的考察阐释了杨守敬为在日本书界产生影响,通过对杨守敬书学思想及创作观念的传播的考察阐释了杨守敬对日本书道影响了什么,通过研究明治时期日本的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以及清代中国书坛的变化,探究明治书风嬗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