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作为一种不易辨识的特殊资产,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形成,是购买标的资产价格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部分,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密切相关。显然,并购活动在可能帮助企业实现业绩增长和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可能使企业会面临大幅商誉减值的风险。近期,上市公司商誉巨额减值频发,业绩“暴雷”屡见不鲜。商誉减值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的最重要原因,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带来了剧烈冲击,也给投资人理性判断上市公司价值带来了极大困惑,更加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商誉资产既是投资者关注的重要价值信息,也是影响资本市场稳定的风险因素。因此,商誉资产相关问题的研究对市场有效监管、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都十分重要。2007年开始实施的新版会计准则,废止了商誉摊销,而是采用减值法对企业的商誉资产进行后续处置。减值法赋予了企业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对商誉资产的形成、处置安排及其经济后果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认为,相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内部人拥有信息优势和影响企业决策的能力,为了实现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自利目标,有意愿和能力影响企业的商誉决策。因此,本文在系统分析内部人自利行为与企业商誉决策间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针对内部人自利行为与企业商誉资产的形成、处置及其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以印证理论分析的基本结论。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内部人自利行为对商誉形成的影响。主要研究内部人自利行为与商誉资产形成之间的内在逻辑,回答内部人的减持动机是否构成企业并购进而形成商誉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内部人持股和内部人减持对企业并购决策及方案、商誉形成均具有显著影响。内部人持股越高,企业发生并购的概率越低,但当并购发生时倾向于确认更高的商誉资产分配比例。而内部人减持动机显著提升了并购的发生概率和商誉资产的分配比例。此外,减持动机对应了更高的业绩承诺,也进一步佐证了并购活动中高商誉资产的形成原因。在商誉的形成动机方面,本文认为基于追求个人财富最大化目标,内部人会凭借信息优势和影响企业决策的能力调整个人财富结构,以实现财富最大化目标。内部人可以通过干预企业并购决策和商誉形成,向市场传递企业未来经营绩效提高、现金创造能力提升、企业价值增长的积极信号,促使市场做出乐观预期,营造有利的减持条件,在实现部分财富变现的同时维系其剩余股票价值的稳定。综上,内部人以个人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自利动机,影响了企业并购活动的相关决策,内部人持股和内部人减持动机是影响企业并购和商誉形成的重要因素,且并购活动为内部人减持营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内部人减持是企业并购及商誉形成的重要原因。其次,内部人自利行为对商誉处置安排的影响。主要研究了内部人持股及其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商誉减值决策。研究发现,在内部人自利行为对商誉处置安排的影响方面,内部人持股及其变化显著影响是否计提商誉减值、商誉减值规模以及是否推迟减值等商誉相关决策。随着内部人持股增加,内部人更倾向推动企业避免或减少商誉减值,而当内部人持股下降时,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规模则会显著增加。这是因为商誉减值会损害内部人所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内部人会凭借自身能力影响企业决策,尽量避免或减少商誉减值。但当内部人持股下降时,内部人利益与企业市场价值的相关性减弱,使得内部人利益受商誉减值冲击的影响程度相应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部人推动避免或降低商誉减值的主观动机。从企业是否推迟商誉减值的角度来看,内部人持股上升,会显著提高企业推迟商誉减值的概率,并且会削弱内部人持股对推迟减值的正向影响,降低推迟商誉减值的概率。综上,内部人以个人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自利动机,在并购实施后还会持续影响企业商誉处置安排的相关决策,内部人持股及其变化是影响企业商誉处置安排的重要因素。最后,商誉资产处置安排的经济后果研究。主要研究了计提商誉减值、商誉减值规模和商誉资产规模对企业经营绩效稳定性和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及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是否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商誉资产处置安排的经济后果方面,商誉减值、减值规模以及商誉资产规模对经营绩效稳定性和股票价格波动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导致的内部人的自利行为变化对上述影响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计提商誉减值、商誉减值规模以及商誉资产规模都降低了企业未来经营绩效的稳定性,提高了股票价格的波动性,表明商誉减值及商誉资产规模对业绩稳定和股价波动均具有消极影响。在业绩稳定性方面,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提高了业绩波动性,加强了商誉减值对业绩波动的正向影响,表明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对经营绩效稳定性具有负面影响,放大了商誉减值对业绩波动的影响。在股价波动性方面,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降低了股价波动性,削弱了商誉减值对股价波动性的正向影响。综上,内部人以个人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自利动机,在并购实施后还会持续影响企业的金融决策,通过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影响商誉处置安排的经济后果。本文基于内部人自利行为的视角,对商誉资产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分析内部人行为与商誉决策间的内在逻辑,验证了内部人减持动机是构成企业并购进而形成商誉资产的重要原因,内部人持股结构及其变化显著影响了商誉资产的处置安排,且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导致的内部人结构变化也显著影响了商誉处置安排的经济后果。本文结论为代理理论,尤其是内部人的自利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为监管部门科学决策、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以及投资者的理性估值,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具体的创新和价值体现在:第一,研究内部人自利行为对商誉资产形成的影响,为企业并购活动和商誉资产形成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关于商誉资产的形成原因,已有研究主要将其与并购动机等同,如成本内部化、协同效应、学习曲线、代理问题和管理者非理性等。虽然商誉资产的形成与企业并购活动紧密关联,但是显然上述原因并不能够很好地解释商誉资产形成的全部原因,尤其是无法解释那些溢价极高的并购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巨额商誉。本文发现并证实了内部人实现财富最大化目标的自利动机,尤其是内部人希望通过干预企业并购决策及其商誉资产分配,进而营造有利减持条件的动机,也是企业并购并形成商誉资产的重要原因。第二,研究内部人自利行为对商誉资产处置安排的影响,给出了内部人自利动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商誉资产处置安排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进一步丰富了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内涵。由于商誉减值会直接影响内部人的自身利益,因此内部人有很强的动机影响商誉减值决策。同时,内部人拥有信息优势和影响企业决策的能力,可以借助自由裁量权,影响商誉处置决策,通过商誉资产的处置安排进行盈余管理和信号传递,以实现其个人财富最大化目标。本研究证实了内部人持股比例及其变化是影响企业商誉处置安排的重要因素。第三,基于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视角,研究内部人自利行为对商誉处置经济后果的影响,为商誉资产处置经济后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已有商誉处置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关注商誉资产如何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以及商誉资产相关信息的披露所隐含的企业价值信息。内部人的自利动机,不仅影响商誉资产的形成,还会持续影响商誉资产的处置决策,例如内部人为了避免自身财富价值的下跌,促使企业规避、减少或推迟商誉减值,进而导致企业的商誉减值风险不断累积。显然,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是企业的重大金融决策,在影响企业的业绩波动和股价波动的同时,也会改变内部人的自利动机,因此也会对企业的商誉处置安排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证实了内部人以个人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自利动机,在并购实施后还会持续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连续并购和股权融资会显著影响企业商誉处置安排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