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地区处于我国南北过渡地带,正是这种地缘性的特征,导致江淮地域社会发展颇为复杂与曲折。先秦时期,江淮地域先后受吴越与楚国统治,处于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秦汉时期,江淮地区纳入王朝郡国行政统治体系之内,而自身的边缘性与过渡地带社会特征并未消失,故汉晋之间江淮社会发展颇为复杂,随之南方政权的崛起,江淮地域处于南北交争之中,也开始进入南方王朝统治体系中核心区域,从而实现了由边缘到核心区域的转变。关于汉晋之间江淮地区整体性研究尚为不足,开展江淮地区研究,有利于考察汉晋时期中国各个地域不同的发展路径及其社会特质,丰富汉晋之时区域史研究内容且扩大理论视野,综合考量中央核心区与国家边缘性地带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以汉晋之间江淮地区的诸侯王谋反、地方官吏叛乱、农民起义为切入点,综合考量江淮社会的转变历程。第二章,主要分析“江淮”一词地理概念的演变与江淮地理、人文环境。西汉时期,江淮地理范围包括淮河及长江南北区域,但随之对南方地区认识的深入,及郡国行政区划的调整,东汉时期,将长江以南地区排除在外,至于晋代,江淮地理范围基本固定,南达长江,北界淮水,东临大海,西凭大别山。江淮地区河流密布,湖泽丛生,对早期社会发展具有诸多限制。江淮区域先后受吴越与楚国统治,当时中原诸国视之蛮夷,秦灭楚国,于江淮设立九江郡、衡山郡、东海郡等郡,从而进入郡县治民时代,也是江淮社会转变的重要节点。第三章,主要通过汉代江淮诸侯谋反事件的分析,论证江淮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汉初,江淮地区的诸侯王黥布、刘濞、刘长、刘安等先后谋反,为中央政府所镇压。江淮地区屡次叛乱,反映了南方地区的崛起和中央对江淮地区控制的薄弱。江淮地区作为南北通道,诸侯王招引流亡之士,流民迸入江淮,依阻山泽湖泊,盗匪横生,江淮地区文化也开始自我觉醒,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这也是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的根源,中央政府视江淮为隐患,故调整郡国区划,将江淮地区分为徐扬二州刺史统辖,避免诸侯国跨有长江南北,坐大其势,郡界也错综复杂,已达到相互牵制的目的。第四章,主要论证东汉江淮农民起义与原始道教之间的关系。东汉初年,地方官吏开始进行移风易俗,但仍是巫风日炽。安帝之后,江淮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中央政府为之焦头烂额,称之为“江淮巨患”。而农民起义与江淮地区原始道教发展有密切关系,作为南北通道,江淮道教对江东道教的传播起到中间接力的作用。江淮道教也为政府所大力抑制,进而转变以求仙修道为主的传播方式,其组织性、反抗性遭到削弱。第五章,主要论述处于南北对抗中江淮区域地位的转变。汉末,江淮豪族分别依附南北双方政权,而土著豪族遭受严重打击。曹魏末期的“淮南三叛”事件,是南北双方争夺江淮地区的激烈表现。西晋末年,胡汉冲突之下,中央朝廷准备迁都寿春,实质是江淮地域于中央政府统治体系中的角色转变开始,但江淮地域只是作为过渡地带,终非长久之地,故司马氏选择建康立都,偏安江东,依托江淮抗击北方势力,虽然江淮地区处于南北交争之中,经济荒废,人民流离,但其至关重要的军事地位,促使南方政权将其纳入统治体系中的核心区域,这也是江淮区域地位由王朝边缘地带到生死攸关的军事核心区域转变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