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而“赃物”能否善意取得更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研究“赃物”的善意取得，在我国不仅有着强烈的现实必要性，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一方面，《物权法》回避了“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而司法上“一追到底”的做法，也经常侵害善意购买人的利益，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国内很多学者对美国的“赃物”善意取得规则存在误读，且缺少对美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系统阐述。基于此，本文以美国动产善意取得规则为切入点，并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相比较，探讨了如何重构我国的“赃物”善意取得制度。本文共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以渐次递进的方式，分四个层次对研究课题进行了论述。首先，文章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并澄清了《统一商法典》只承认诈骗物（欺诈物）善意取得的事实，而盗抢物是始终被排除适用善意取得的。其次，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我国“赃物”善意取得的现状，明确了我国善意取得的现有法律法规及其不足，并梳理了相关理论研究情况。再次，文章从“赃物”善意取得的几个重要问题着手，包括“赃物”的认定、“赃物”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公开市场交易下“赃物”善意取得的特殊性以及盗抢物善意购买人的法律救济，将美国《统一商法典》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分析，论述了对我国的启示。最后，文章从我国的现有国情、立法现状及立法体例等出发，对重构我国的“赃物”善意取得制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明确了我国应采“中间法”立场，严格区分诈骗物（欺诈物）和盗抢物，对诈骗物（欺诈物）应承认适用善意取得，而对盗抢物原则上应不承认适用善意取得，但需对所有人的回复请求设定期限及价金支付的限制，同时对金钱和无记名证券应作出不得请求回复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