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发展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福利,而且也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寂静的春天”,同时“增长的极限”也迫使人们重新考虑经济的发展方式。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8％,但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环境代价,并且其人类发展水平也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得到较大的改善,从而使得环境问题和人类发展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合理地审视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内在联系和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首先,由于环境质量和人类发展是两个复杂的系统,简单地采用单一的指标进行研究会产生诸多的偏差,因此本文在UNDP(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2010)的基础上构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和综合环境质量指数(EDI),并利用中国1990年到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人类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并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同时中国环境质量也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除了东部地区之外中西部地区都不存在收敛的迹象。　　第二,在对中国环境质量和人类发展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理清了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逻辑关系,并通过构建环境质量决定方程和产出决定方程来分析其具体的关系,结论发现: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类似,整体上环境质量与人类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关系,并且环境污染程度的加深会显著阻碍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三,尽管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微妙的倒“U”型关系,但是正如Grossman和Kreuger(1990,1994)的研究所表述的一样,倒“U”型的转折点并不会自动到来,而且倒“U”型并不能描述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的真实关系,因此本文更为深入地探讨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状况。不同于物理学中的协同理论,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是人类生产活动中的两种结果,因此其协调性不但是速度方面的协调,而且是生产方式与生产技术方面的协调,所以我们把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性重新定义为在当前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实际发展情况可以改善的空间。在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度指标,并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对中国1998年到2010年30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度较低,只有东部地区在样本期内其协调性有较大的改善,而其他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恶化。为了探明导致中国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协调发展程度较低的原因,我们进一步建立了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支出的增加等会显著提高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度,而经济结构重型化(如:第二产业占比增加、资本深化加强和经济密度的进一步增加等)则是中国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协调性程度较差的重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人类发展指标和环境质量指标来综合地描述中国人类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方法来对其内在关系进行分析,然后从生产的角度构建了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度指标并进行了有效的实证分析,从而能够对中国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但是文章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人类发展和环境质量指标的维度导向和计算方法需要进一步改善,在模型估计中需要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来进一步讨论其内在相互关系,以及从制度层面来探析导致中国人类发展与环境质量协调性较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