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张君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特质的典型人物。在社会转型与思想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他们的思想视角始终聚焦在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上。在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旧思想格局之后，他们在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及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是否相容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早在其思想成熟之前，就已经在他们各自的思想继承与思想渊源上打上了烙印。　　向西方谋求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是社会转型与思想变革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倾向。胡适与张君劢的学问旨趣与人生实践，使两人对西方的现代化结果或现代性有着切身的感受，但两人对西方现代性及其危机的认识有所不同:胡适的思想倾向是西方启蒙时代的科学一元论，他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正是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使胡适片面地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化约为“科学方法”，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科学方法”。这种机械的“化约论”观念使得胡适相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可以从整体上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张君劢则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自主”，他从根本上排斥胡适的科学一元论，在承认“物”、“知识”的重要性时，则更加强调“心”、“道德”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可以说胡适线性的进化史观，进步主义的社会信念使他倾向于激进化的现代性方案，而一贯批评胡适的张君劢，则倾向于具有温和色彩的传统的现代性方案。　　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对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强调，胡适与张君劢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上进行了思考与尝试。张君劢将儒家文化视为一套伦理或哲学体系，认为人们所攻击的儒家只是传统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虽然两者彼此相连，但又绝非完全相同。在其晚年岁月，致力于儒家思想复兴运动时，他也始终秉持自己早年的这一立场。胡适则忽视了儒家文化的伦理与哲学思想，除了从政治制度、家庭制度与社会习俗方面对儒家文化进行猛烈的批判外，他也在非儒学派的思想中，发现了可以用来移植西方哲学与科学方法的合适土壤，并进而认为儒家的道德伦理，背离了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精神。　　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是张君劢一生为学与为政的核心议题，从早年的民族国家建构方案到晚年的儒家思想复兴运动，张君劢的思想重心一直围绕着这两大议题。直至晚年，他都在探索一个基于儒家思想的古典现代性何以可能的问题，张君劢认为现代与传统是相续的而非断裂的。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会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是让中国的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胡适认为文化的、思想的、观念的改造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实验主义的科学理性使得他坚信作为现代性的核心内涵的“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问题。他提出自称饱受争议的“全盘西化”，以及修饰性的“充分世界化”的中国现代化，其本质意图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按照他理解的杜威哲学思想所指明的方向前进，将他自己的“美国经验”移植到中国。这种现代性方案是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西方启蒙计划，这一启蒙计划对传统的批判过于激进，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使得胡适在心理与思想，情感与理智上，都难以消除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紧张。张君劢则倾向于具有温和色彩的传统的现代性方案，这种现代性方案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古典的儒家思想恪守一份温情与敬意。他深信儒家思想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推力，这也是张君劢致力于寻求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亲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