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末,有这样一个词语开始频繁出现于各个媒体的视野之中‘蚁族”,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群年青人,大学刚毕业、低收入、聚居。之所以用“蚂蚁”来定义这群人,是因为他们像蚂蚁一样是以群居形式生存的智慧型动物。“蚁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蚁族”的数量已经过百万,他们聚居于租金便宜的城中村或是交通方便的城郊结合部,居住形式类似于大学公寓,而这类民房的安全设施、卫生条件十分简陋,拿着微薄的收入“蚁族”的只能选择这样的居住环境,生活也是对基本生存的满足而已。“蚁族”就是这样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自己奋斗着的城市,以低廉的生活质量换取城市立足的成本。“蚁族”的出现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自我生存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下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的矛盾已愈演愈烈。我国在向现代性迈进的过程中要求大学生就业完全接受市场的选择,优胜劣汰,能者居之。但在滞后的教育制度下、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下、不透明的就业制度下,“蚁族”实则是大学生毕业生不得不作出一种无奈选择。本文将就“蚁族”现象的缘起与制度伦理的价值追求进行讨论,以制度伦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为立论基础,分析“蚁族”现象出现的社会制度因素,从制度正义的不及之处探讨解决“蚁族”问题的障碍所在,并提出应给予“蚁族”适当的制度关怀与利益补偿。本文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提出本文选题的背景、动机和意义。同时静态梳理相关知识体系,架构制度正义的理论基础,解析制度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以及制度伦理的生成语境。第二部分将“蚁族”问题引入制度伦理的价值诉求范围内,通过正义观的范式沿革得出制度正义是对人类平等、自由价值内涵的尊重,为制度正义的应然性与可能性探得理性基础,也为“蚁族”与制度正义找到理论上的契合点。第三部分结合“蚁族”现象缘起的体制因素,动态分析制度正义之于“蚁族”群体的阈限所在,同时将制度在这一层的缺陷看作为制度完善的契机,客观理性的看待“蚁族”现象。第四部分尝试对制度正义提出相关建议,提出用伦理关怀的心态,利用正义补偿的手段为“蚁族”创造更适宜于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更加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