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出现了“文化转向”。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提出著名的翻译改写理论。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并且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主要受到三个控制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中国古典书籍,有许多英译本。其中,第一位中国译者是辜鸿铭。在他1898年的译本中,他引用歌德等著名西方名人的言语来翻译《论语》,目的是使他的译本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另一位译者是韦利。他1938年的译本揭示了孔子的真实思想,并且与原文风格一致,这与之前西方传教士的译本截然不同,在西方文集和翻译领域得到很高评价。作者在对比研究辜鸿铭和韦利的译本中发现,学者们对韦利的译本研究较少,从改写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两位译者的译本就更少。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试图用描写方法来分析两个英译本。通过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发现,韦利和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影响。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韦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他选择英译《论语》,想通过东方的智慧来拯救战后的西方社会,更重要的是想向西方读者揭示最初编纂者的意旨,还原古代真实的孔子,因此他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来翻译《论语》;辜鸿铭对当时中国以引进西方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表示不满,因而选择向西方介绍《论语》,排除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解,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因此他主要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来减少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并增加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度。从诗学层面来看,为了融入当时的西方文学,辜鸿铭受到西方诗学的影响,译文选材主题符合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和西方基督教的影响;韦利则顺应当时流行的诗歌运动,并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和庞德-艾略特的诗人圈相和,译文简洁,且与原文风格接近。从赞助人层面来看,韦利和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所受到赞助人的影响非常有限。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同时也为将来的文学翻译评论提供了借鉴和实践依据。